王之春在上海有一挚友，乃淮军名家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吴当年因襄赞维新，与陈三立、谭嗣同、丁惠康并称“四公子”，与袁世凯为世交兄弟。他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行桓文之事”，崇尚霸王之术；另一方面又支持革命党人，曾在《苏报》案中力保过章太炎，与革命党称兄道弟；另外他仍然不忘维新思想，与流亡海外的康梁频通鱼雁。革命党与他素有交往，对其起居亦颇熟悉，乃利用其名义，邀请王之春赴位于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当时上海滩最繁华之金谷香菜馆赴宴。熟门熟路，王之春自然毫不怀疑。暗杀团的刺客人选则拟定双保险方案，以陈自新为主，携章士钊新购之手枪，乔装为侍者，潜藏在餐馆楼上，俟机狙击；万福华携数人，携借自张继之旧手枪，埋伏于餐馆楼下，望风接应。

1904年11月19日7时许，王之春按时赴约，马车停于楼下，由侍者迎至二楼。王不见吴保初，正犹疑间，忽有一人近身附耳，以日本语要求笔谈。此人正是陈自新，他画蛇添足，欲接近王氏，逼之写出证据，然后诛之。然笔谈数语，不得要领，反令王大起疑心，乃回身疾走下楼。万福华与章士钊在楼下不闻枪声，亦在犹疑间，忽见王之春下得楼来，奔向马车。其势已间不容发，时手枪被一易姓同志放在怀内，万福华乃腾身跃起，从易同志怀中拔出手枪，突至王之春身前，执其臂厉声呵责：“卖国贼，我代表四万万同胞对你执行枪决。”同时屡扣扳机，但未能发出一弹。原来此枪为刘师培从张继处借来，撞针已老坏，万福华等自居望风接应之职，事先并未试用，因此事到临头，竟然不知手中枪的用法。

其时观者如堵，万福华叫骂之声、王之春呼救之声与群众喧闹之声交织，声震四向，引得巡警马上赶到，当即将万福华逮捕。万福华被捕之时，仍高声历数王之春的卖国罪行，引起周围一片叫好之声。章士钊、陈自新等分头散去。

万福华不会用手中枪，已颇荒谬；而接下来章士钊行事之不严密，更足大噱。次日，章士钊即通过关系赴巡捕房探望，捕房询问他的住址，他竟随口说出余庆里的门牌号，于是自己被捕不算，还连累黄兴、陈天华、张继、郭人漳、徐佛苏、苏鹏等11人被按图索骥。黄兴是朝廷要犯，好在当时用化名“李寿芝”，真实身份没有泄漏。而郭人漳则本是湘军将领，在沪上人脉颇广，遂由其友泰兴知县龙璋出面保释，黄兴冒充郭的文案师爷，也一同出狱。其余人等，除万福华被判10年徒刑外，均因证据不足获释。其实捕房曾搜得一本党人名册，但捕房中有一位华人书记同情革命，将之谎报为日用小菜帐簿，予以丢弃，遂无实证。如若不然，章士钊将罪无可恕。

此次刺杀产生轰动效应。先是蔡元培任主编之《警钟日报》发表了《万福华传》；接着陈去病以此次刺杀为素材，写了《金谷香》剧本，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上；柳亚子等人则赋诗讴歌万福华。革命党人普遍认为，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是继去年“苏报案”之后又一振聋发聩的壮举，将直接激发革命者杀身成仁的志气。万福华之后涌现的王汉、吴樾、徐锡麟等一批刺客，不能不说受到了万福华精神之鼓舞。其中吴樾在保定加入北方暗杀团，正是出于对万福华的崇拜。

万福华刺王之春，有一深沉背景，即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为求自保，不得不在联俄、联日之间作一选择。俄、日两国为近代以来荼毒中国最甚、争夺中国最烈的两国，自日俄战争将双方在华矛盾明朗化后，双方不断变幻阵法，或划分势力范围，或寻找代言人，或经济侵略，或军事威胁，无所不用其极。而中国生存于这“红白两大帝国”（孙中山语）间，战战兢兢，顾影吞声，非此即彼，必选其一。王之春作为一个对俄国日本都十分了解的知识精英，联俄拒日，是其一贯立场，也有其道理可循。反观革命党，其精英力量多为留日学生，虽受日人欺辱，却崇拜日本的制度文明，一心想学日变华；对于沙俄则只有仇恨，别无其他，因此在日俄战争中持坚定的反俄立场，并自发组织“抗俄义勇队”奔赴前线。王之春触了革命党的霉头，而革命党日后夺了天下，因此王之春只好遗臭万年。

在革命党刺客中，万福华不过是一次“钝刀小试”。说“小试”，因为他的刺杀对象太过稀松平常；说“钝刀”，因为他的刺杀手法实在不敢恭维。不过，他的出现对后来人有极大的鼓舞作用，铅刀贵一割，抛砖引玉也是有相当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