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史量才痛感国土沦丧，内战连结，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他聘请陶行知、黄炎培作高参，陈彬和任主笔，黎烈文主编副刊《自由谈》，使申报一举成为力主抗御外侮、反对内战的主旋律，发行量一天十几万份，年利润高达几十万元。

1932年，正当国军开始向红军发起第四次大“围剿”之时，《申报》连续发表一论“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猛烈抨击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

这年7月，南京又发生学潮。《申报》对此评论道:“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乱，生活之不安”，是近年来学潮愈演愈烈的“起因”，锋芒又直指国民党当局的要害部位。教育部长朱家骅将《申报》上的评论摘要，向老蒋打了小报告，说:“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

但老蒋仅仅作出“禁止邮递”的批示。而且，有关部门提出恢复邮递的三项条件，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三条分别是:一、申报时评改变态度；二、陶行知、黄炎培、陈彬和等人离开申报；三、由党中央派工作组蹲点指导。结果，史量才在答应前两条后，“禁邮事件”很快得以结束。

看来，对冒犯党国的言论，老蒋最初的态度并不够严厉。

关于史量才被刺的“真正原因”，沈醉认为是由于老蒋得到情报，说史量才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地下党组织的经费，再加上他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意于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

沈醉还披露:戴笠在下令执行暗杀任务时，说史量才在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期间，得到日本人支持，阴谋独立，这是一种“叛变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当然，他认为，戴笠这样说是为了掩盖史量才的真正死因。

史量才遇刺的另一种说法

史量才被刺以后，因为一直没破案，所以各种猜测都有，左倾人士当然认为史量才死于政治原因，但在民间，还流传一种“死于私仇”的说法。

这个私仇，说起来话就长了。

1880年，史量才出生于秦淮河边的江宁县，后迁居上海近郊的泗泾镇，家里以经商为业。到了21岁那年，他离开县学，去杭州蚕学馆读书，在接受过一些近代科学知识的教育后，在上海办了一所女子蚕业学校，并参与过陈英士等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

这时候的史量才，家境贫寒，衣着朴素，一年四季都是蓝布长衫，吃了上顿没下一顿，别说办报纸，能娶老婆都不错了。他的第一位夫人，名叫庞明德，庞姑娘自幼识字，天资聪颖，在私塾里教过书，是当地有名的“女秀才”。史量才对母亲包办的这门亲事很满意，新婚不久，便将妻子从乡下接到上海一起艰难创业。

关于他这一阶段的拮据生活，友人冯亚雄是这样回忆的:“某日，史卧病在床，向我垂泪而言，因受经济压迫，要求我在小月底借五元，在大月底借十元，以解其困顿之苦。我侧然允之，每月照付，继续五年之久。一九一○年端午节前一天的晚间，史派校工阿贞来请我去下棋。见面他就惨然相告:“明日端午，欠债无力清偿，只有一死。现在有杭州新龙井茶，且与你围棋几局，再作永别。倘或你能救我，请代筹五十元，燃眉即解。好在蚕校有三个学生的学费准在一星期内交来，即可如数奉赵。”我不得已允之，于端午节清晨亲自送去。可是，他富裕以后，对此事竟忘记得一千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