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3日，有胃病的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在二房太太沈秋水、儿子史咏赓的陪同下，乘坐防弹轿车，沿沪杭公路，从杭州西湖边的别墅返回上海。同行的，还有侄女沈丽娟、儿子的同学邓祖询。

时值寒秋，大地枯黄，来往车辆也寥寥无几，更显得一派萧条。行至海宁县翁家埠附近时，忽见一辆敞篷别克横在前面，好像出了故障，司机赶紧放慢车速，准备缓缓穿过去。突然，一声哨响，从别克车中扑出6名手持驳壳枪、身着黑色短装的歹徒……

被誉为“爱国报人、民主斗士”的报业巨头就这样命丧黄泉。

军统杀手为何这般幼稚？

刺杀史量才的凶手，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才被原军统总务处处长、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揭发出来:“参加这一次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①、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

不过，这伙专门受过专业训练的军统特务，怎么看都像业余选手。首先，暗杀的地点，据说是要挑选一个偏僻之处，千挑万选，最后看上距海宁县翁家埠大约3华里的公路，尽管这里有山有水，结果却并非一片荒野。

行刺的过程，也很搞笑，在发动突然袭击、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除当场打死坐在前排的司机和邓祖询、打伤两名女流之辈以外，竟差点让史量才逃之夭夭。枪声一响，史量才父子便跳出车分头逃跑，那些弱智们，又误将儿子当作父亲，3个白痴拔腿便追，不晓得堵车门也就算了，认错人也就算了，追不上也就算了，竟然一连打了20多枪还都是零蛋，眼睁睁地看着他跑得无影无踪。史量才虽然跑得慢一点，最初也一度甩开追捕，逃进门牌号码为23号的一户农家，接着又从后门穿出，躲进一个杂草丛生的小水塘里，直到这时他才被发现。站在公路上指挥的赵理君一面急呼“在这里！在这里！”一面向他连开数枪，终于击中史量才的头部。根据驳壳枪有效射程不过200米的情况来看，所谓精心挑选的地点，附近就有村落。而身体不好的史量才，竟也能夺路狂奔，甩开身强力壮的军统杀手，可见这些所谓戴笠的手下，确实很幼稚。

史量才曾吃过日本人的嘴软

申报以前的风格，属于鸳鸯蝴蝶派。

1912年，史量才成为申报的新老板后开始改革，逐步以敢于抨击时弊来扩大影响，吸引读者。不过，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申报的抗日锋芒还不那么露。事变当晚，报社顾问黄炎培跑来报信，史量才还在打麻将。黄炎培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桌上却有人不以为然地说:中国又不是你独有的，要你一个人起劲！

对此，黄炎培耿耿于怀，解放后还在回忆录中写道:“实际上如史量才这一群朋友，对爱国抗日思想热诚的高度怎样呢？”于是，他就举了这样一个打麻将的例子。

指责申报无能、抗日不力的，还有一位叫龚德柏的党国名流，当时他在申报当编辑。由于以前史量才打输过一场官司，被判罚36万元，史量才便找日商洋行借了25万两银子。后来，龚德柏将史量才亲口所说“借了日本人的钱，不能骂日本人”的真相整理成一份黑材料，交给了申报的竞争对手，并由他们再上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多年以后，这位龚编辑还在回忆录中愤愤不平地写道:“我这种行动，对于史量才虽不利，但对于国家是绝对应该的。因为他们以中国第一大报，与日本--而且是绝对敌人日本，订有卖身契约，这是何等重大的卖国行为”。

史量才急转弯

史量才的真正转变，始于1931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