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赴欧调查敦煌古书，收获颇大。他说:“我在欧洲逗留期间，不仅仅阅览从敦煌发掘出来的古书，而且还在德国的柏林和来比锡这两个地方多少看了一些与敦煌古书同样有价值的东西（按:指从西域流出的唐代法令残片、北魏写经的跋文和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发掘出来的古代文书等）。”（引文见王冀青著《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第30节，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在法国，内藤阅览了六百多件法藏敦煌文献，并将其中的一百余件拍摄了照片。1924年10月，内藤湖南自欧洲致信董康，谈敦煌遗书事:“法国伯希和、英国适尔士二君，弟皆已见之，见托各书皆已递交（按:指董氏托赠二人的有关敦煌书籍）。英博物馆所藏石室遗书，除内典未染指外，已睹一百四十余种，……弟属适尔士影照四十余种，但有未允照者廿余种。……弟明日拟赴柏林二礼拜，后复还巴黎，涉猎伯氏所搜敦煌遗书。”（内藤湖南“致董绶金司农”书，因沉滞邮程，董康一直未收到。内藤将此信收入《航欧集》，1927年初，董康赴日访书时，内藤以此书相赠，董康方悉信中内容，遂附于《书舶庸谭》）。

董康（1867-1947），字授经、绶金，号诵芬主人。著名法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入民国后，任司法总长，晚岁任东吴大学法学院及北京大学教授。曾任汪伪政府高官，抗战后被捕，瘐死狱中。董康于法学著述外，一生雅好藏书，尤精于版本目录学，其所刻《诵芬室丛刊》，多海内孤本，精美绝伦。

丙寅（1926年）岁尽，董康因卷入政潮，乃避祸东渡。1927年1月1日抵神户，开始了他在日本为期四个月的访书之旅，回国后出版了访书日记《书舶庸谭》。董康此行，旨在考察东流日本的古籍，搜罗遗佚，董理散亡，所经眼者，或题跋、或摘钞，已载于《书舶庸谭》。董康甫抵日本，即拜访内藤湖南。此后的四个月时间，两人见面十多次，相谈甚欢，多与敦煌文献有关，这在《书舶庸谭》中都有详细的记录。内藤自欧返国途中，曾特意在上海停留数日，与董康见面，阅读了董康所编的英藏、法藏敦煌写本目录。《书舶庸谭》1927年1月2日所记:“访内藤湖南。湖南航欧往复，道经沪上，俱获晤谈，至是倒屣出印，相别又一年矣。……湖南复出敦煌遗书影片二百余种，中有余未寓目者，恳以每日借携回寓校录，蒙其首肯。”内藤还送了一包他拍摄的敦煌遗书照片、伯希和所出版之《敦煌遗书》影印本及活字本各一册给董康。董康在日本期间，常与内藤湖南谈书论学，比勘版本，抄写、校录遗书，还不断向内藤借阅敦煌资料照片。内藤湖南毫无保留地出其在欧洲所拍照的敦煌书影供董康阅读研究，董视为奇文，赋诗感谢内藤对己“不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内藤湖南并没有把自己的搜集所得秘藏箧中，而是公诸同道，还刊布了一批敦煌文献，其学德令人赞誉。董康东游访书，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汉学大家朝夕相处，一起研究敦煌遗书，论学颇洽；以避难之身，寄情旧椠珍笈，幸得诸友帮助，临别不免感慨:“余留此已数月，今翻然归去，亦颇怊怅。”（《书舶庸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

内藤的“唐宋变革论”

在日本，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是汉学研究的两大重镇，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京都大学）和白鸟库吉（东京大学）等都是“东洋史”（相对于“西洋史”即欧洲史）研究的先驱。所谓“东洋”，在地理上一般指东亚地区，但亦有认为应包括整个亚洲；而学术研究上的“东洋史”，大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东洋史，涵盖中国、日本和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就狭义的“东洋史”而言，因其论述的范围多涉及中国历史，有时又特指中国史。日本的“东洋史学”则有“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之别。神田喜一郎指出，“内藤湖南先生作为一位东洋史学者，在各个方面都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敦煌学五十年》）。”1927年，陈寅恪赋长诗《王观堂先生挽辞并序》，追述王国维的行状学问，略举二十世纪初期的“东国儒英”（日本汉学家），有“藤田狩野内藤虎”之句，指的是藤田丰八（1869-1928）、狩野直喜（1868-1947）和内藤虎次郎（即内藤湖南，湖南系其号，虎次郎是其原名）三位汉学大师。陈氏特别于此句诗后注曰:“至于内藤虎列第三，则以虎字为韵脚之故，其实此三人之中，内藤虎之学最优也。”连陈寅恪也对内藤湖南的学问赞许有加，将其与王国维相提并论，于此亦可见一斑。近年，亦有学者以内藤湖南和陈寅恪对六朝隋唐史的卓越贡献进行比较（见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1910年，内藤湖南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译文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7月出版），他在此文中提出一种新的中国断代史观点，认为唐宋虽然常被后世史家所并列，但这两个颇具标志性的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艺术和社会生活等等方面，性质上却有着显著的差异。内藤湖南通过对唐之前和宋以后各方面的分析，为中国古代史的此一阶段“断代”（日本学者小林义广说，内藤在唐宋之间设置了巨大的历史分水岭）:六朝至隋唐时代为中世，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唐宋之际的中国，从“中世”向“近世”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当时的政治属贵族全体所有；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们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而中世与近世在政治上的最大不同，则“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内藤湖南此说被称为“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谓震惊中日两国史学界。

内藤湖南在尔后所著的中国史中，都不断补充、完善其“唐宋变革论”。他的《中国中古的文化》（1926年）和《中国近世史》（1925年），也专文谈及“中古”（即中世）和“近世”的时代划分———“所谓中古，大体可视为从后汉末期至唐末。在这一时期，从古代发展而来的中国文化在达到成熟后，由于自身文化的毒害，产生出一种分解作用而逐渐瓦解，其彻底瓦解大体是在东晋时期。此后在中国，又根据在本国萌生出的文化以及从外国传入的文化，生成一种新的文化。当这一文化逐渐成熟后又再次发生分解和崩溃。此次过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至唐代末年。这样看来，中国的中古时期大致可分为上述两个时期”。“中国的近世始于何时？过去都是以朝代更替来划分时代，这种方法倒是简单易行，但从史学的角度来讲，却未必正确。史学上所说的近世，并不只是以年代来划分的，必须看它是否具备近世的内涵。所谓近世的内涵，与中世相比，大体上有哪些不同呢？首先，从政治上讲，是贵族政治的衰落，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然后是君主地位的变迁、君主权力的确立、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录用法的变化（以科举取士）、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性质上的变化等等:“在中国，具有那样内涵的近世，当起于宋代；而宋代是从中世走向近世的过渡期。要想搞清中国的近世史，必须从这个过渡期予以探讨”。揭橥唐宋之际变革的关键，仍在“贵族政治的衰落以及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此乃“内藤说”一以贯之的思想。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第八、第九章论述唐宋时代之史学，仍涉及“唐宋变革”之说，认为变革是全面的，史学亦概莫能外:“由于（六朝）直至唐代都是贵族政治，所以史官即便仅限于一代为官，忠于职守之风仍然强盛；但是毕竟史学却在逐渐衰败（按:请注意内藤此处所讲的‘史学的衰败’与上述的‘贵族政治的衰落’之间的关联），作为世袭、家学的史学已经不复存在，记史转为由宰相监督，作史不再是史官的自由了……史学成为了权力者摆布的对象。这表明，在中国向君主专制政治转变的同时，历史著作也发生了变化，应该说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变化。”在专制政治之下，一切历史都是“王道”史，“记史转为由宰相监督，作史不再是史官的自由”，这句话的确耐人寻味。“王道史学”、“遵命史学”、“伪史学”兴旺发达，连绵至今，记史、作史早已置于官方严密的“监督”之下，一言以蔽之，只要“王道”主宰，“史官之自由”何以有哉！

自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发表以后，一直有学者对其“假说”（欧美学者将“唐宋变革论”称之为“内藤假说”）进行商榷、修正或补充；一些学者质疑内藤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过于武断，认为他的“唐宋变革论”对“中世”与“近世”的时代区分不够清晰，尤其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论证不足，甚至提出尖锐的批评。内藤湖南的学生、被誉为“后京都学派”东洋史学重镇的宫崎市定，曾有《内藤湖南与汉学》一文，专门分析“内藤史学”；在宫崎的其他相关著述中，亦多次涉及“中世”与“近世”的分期和“唐宋变革论”。1940年，宫崎市定出版专著《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刘永新、韩润棠译，孙毓棠校订，商务印书馆1962年8月出版，内部发行，“黄皮书”），此书系宫崎的代表作之一，可视为一部通论性的中国文明史纲（在结尾部分亦论及西力东渐和日本文化中的“朴素主义”，以与中国文明作比较）。全书三章，第二章论“中世”（汉末至唐五代），第三章论“近世”（宋至明），其时代之划分，大抵与“内藤说”接近（或曰接受、修正了“内藤说”，内藤划分的近世，从宋至清）———自五代军阀混战，宋太祖平定了南方诸国，“于是东洋（按:此处指狭义的‘东洋’即中国）的历史从此时起便脱离了中世的形态，而近世的色彩便浓厚起来了”。宫崎版的“唐宋变革论”认为，近世社会之不同于中世社会，在“愈益文明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兵农分离；第二是社会领导阶级的变化（中世的社会领导阶层的产生，重贵族门第；而近世是通过科举产生士大夫阶级，故“愈益文明化”起来）；第三是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的向上（主要是社会的分工化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宫崎市定认为，自宋代开始的近世中国文明，是一种非“朴素主义”的文明；与其相对的是“朴素主义”的后进的文明（指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此等游牧民族一旦统治了中国，都不可避免地因“文明化”而趋于衰落（在《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一书中，宫崎市定对“愈益文明化”的三个方面及所谓“朴素主义”论述甚详，亦引起争议，此处不赘）。宫崎市定基本上承袭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对中世-近世的历史分期，更进一步论证发挥，与“内藤说”桴鼓相应；而宫崎所谓的从宋代开始的“愈益文明化”论，则别立新说，或可认为是“内藤说”之外延（宫崎市定又有长文《东洋的近世》，详论中国近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并与西洋近世史进行比较，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

无论对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同意与否，他在史学方面的杰出贡献是公认的。“内藤此论是惟一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系统论说，对日中两国的中国史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唐研究》3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日本著名的六朝隋唐史学者谷川道雄说:“若论从上古到现代对中国史能够给予整体性把握并提出独到学说者，还数内藤。内藤学说直至今日，仍对学界有着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其中尤其为人瞩目的是他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中国史分期问题’），而唐代在中国史全过程中具有何等位置的问题，当然亦与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谷川道雄甚至说，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业已成为日本学界的定论（《二十世纪唐研究》序二）。

内藤湖南小传

内藤湖南（1866-1934），原名虎次郎，号湖南，以号行于世。日本明治中后期至昭和初年著名史学家。自幼从父习汉学，曾任小学教师，后当记者，是东京、大阪等地的重要报刊的主笔，以撰写中国政治、文化评论而著于一时。1899年，以记者身份游历中国，并出版《燕山楚水》一书，述其见闻及与中国学者之交往。1907年由新闻界转入学术界，历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教授，讲授中国史及东洋史，与狩野直喜等汉学家共同创建著名的“京都学派”。内藤湖南一生著述丰赡，尤以中国史见长，其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影响深远。1934年病殁，享寿六十九春秋。其遗著由后人编成十四卷《内藤湖南全集》。

专题撰文:沈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