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与近代中国学者

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因其对中国古代史的独创性论述而备受两国史学界瞩目。内藤湖南学识淹博，汉学功底精湛，从中国上古史乃至民国史，都有著述。周一良评骘日本三位汉学大师，谓“白鸟库吉（1865-1942）受西方学术影响较深，内藤湖南受乾嘉朴学影响较深，两人分别巍然成为东西两京（按:指日本的东京和故都西京即京都）中国史研究的长老；而桑原骘藏（1871-1931）则兼承乾嘉与欧洲学术传统，是明治以后中国史研究的又一巨擘”。三人之中，内藤湖南“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以其最为深长，自成系统，故有“内藤史学”之称。内藤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其一生治学，固以史学最为专精，著述丰赡；而旁及经学、佛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文字学、敦煌学、目录学、政治学、蒙元史、满洲史、经济史、思想史、学术史、艺术史、外交史等等领域，“其方面之广，精力之强，遑论日本，即我国近代学者中亦不数觏焉”（周一良语）。

内藤湖南曾先后十次到中国，其交往的学者，皆一时胜流，如刘鹗、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严复、郑孝胥、文廷式、汪康年、张元济、董康、夏曾佑、郭沫若等辈。1899年，内藤湖南在天津会见严复等人，相谈（笔谈）甚欢。内藤对严复推崇备至，赞其文字雄伟，是大家手笔；他“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戊戌）政变以后人们噤若寒蝉的时候，言谈往往纵横无碍，不怕忌讳，当是这里第一流的人物”；相比之下，康有为意气太盛，所以事情（变法）没能成功（见内藤湖南《燕山楚水·禹域鸿爪记》，中华书局，2007年5月）。在学术上，内藤与“二堂”尤多切磋。辛亥年，罗振玉（雪堂）及王国维（观堂）举家东渡日本，内藤湖南与有助焉。罗振玉到日本后，肆力于中国古籍之辑佚、整理，并刊行二百多种，所经眼者，或序或跋，都为《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据罗继祖《庭闻忆略》，1919年，罗振玉返国，行前仍于刊印古籍之事不能释怀，乃致信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谓匆匆归国，有唐钞古籍未及付梓，“此愿莫偿”；遂以京都寓所“永慕园”（罗氏在京都还另建“大云书库”，以作庋书之用）托付二人出售，内藤、狩野遵罗氏所托，“鬻其田宅，举所获捐于京都大学以充印书之资”，此即内藤、狩野二氏襄助辑录刊行之《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唐钞本丛书》。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于此集卷首撰文显扬罗氏“高义亮节，卓越时俗，而稽古乐善之志，尤可敬重”。嗣后内藤湖南以病殁，罗振玉悲痛莫名，称他为“伟大的内藤湖南先生”；并为内藤的《满洲写真帖》增订版作序，褒扬内藤才情超逸，迈逾同侪，其“抱经世之略，广学甑微，无艺不综，尤精于乙部。交游遍天下，嗜学问如饥渴，爱朋友如性命”（罗序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第86页，中华书局，2004年7月）。又，王国维研究甲骨文成就非凡，与罗振玉一时瑜亮。罗氏于1914年撰《殷虚书契考释》，在卜辞中发现“王亥”之名，王氏受到启发，读《山海经》及《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告之罗振玉及内藤湖南。罗氏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载于《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内藤湖南对甲骨文尝有研究，亦于1916年撰《王亥》一文，采王说“旁加考证”。内藤湖南的学生神田喜一郎认为，“这篇论文可谓先生的得意之作，以独创性及对中国古典的造诣见长，深受学术界的好评。……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得难想像能够完成《王亥》那样的学术论文”（《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对内藤发挥己说，王国维引为知音，遂于1917年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亦有创进。于此可见内藤湖南的学问非同一般，连王国维也“感其所言”而补之未详。《王亥》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文，亦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篇。

内藤湖南与胡适虽从未谋面，却是神交，在学术上惺惺相惜。内藤服膺清代乾嘉时期的大学者章学诚（字实斋）的学问史识，许为“绝学”，于1920年撰《章实斋先生年谱》，1928年著《章学诚的史学》，以彰其事迹。1921年，胡适亦出版同名著作《章实斋先生年谱》，他说，“我做《章实斋年谱》的动机，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支那学》卷一，第三至第四号）。我那时正觉得，章实斋这一位专讲史学的人，不应该死了一百二十年还没有人给他做一篇详实的传……，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我读了内藤先生作的年谱，……就随时在‘内藤谱’上注出每条的出处。有时偶然校出‘内藤谱’的遗漏处，或错误处，我也随手注在上面。……这便是我作这年谱的缘起”（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序》）。虽然“内藤谱”仍有一些错漏，但胡适是每每感谢内藤湖南的筚路蓝缕之功的。1920年12月14日，胡适在致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的信中肯定了“内藤谱”的学术贡献，认为“内藤先生的《年谱》，确是极有用的材料”，并请青木正儿催促内藤湖南把他所得的“章氏遗书”尽快刊布出来。1921年2月3日，胡适在致青木正儿的信中再次提到“内藤谱”:“内藤先生的《章实斋年谱》，我已叫人去翻译了。此谱搜集的极完备，使我非常佩服。”1921年2月17日，青木正儿复信给胡适，转达了内藤湖南的话，对于胡适给予“内藤谱”的“忠言”，“十分感谢”云云（《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内藤湖南还写了《胡适之新著〈章实斋先生年谱〉读后》一文评论“胡谱”。

著作

内藤著作的中译本

内藤湖南逝世后，其著作在日本编成十四卷本的《内藤湖南全集》。译成中文的内藤湖南著作，近十年来所见有《日本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上下册，含《中国上古史》、《中国上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清朝史通论》、《清朝衰亡论》五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燕山楚水》（中华书局，2007年5月）及《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1月）一书中所收的内藤湖南五篇文章。今年，又见出版内藤湖南著作中译本两种:《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和《中国绘画史》（中华书局，2008年7月）。

有关著述两种:《内藤湖南研究》（钱婉约著，中华书局，2004年7月）和《内藤湖南的世界》（日本学者的内藤湖南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5年11月）。此外，张广达的《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有专文《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对内藤的“唐宋变革说”作了系统分析，对围绕着“唐宋变革说”的学术研究述之甚详。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十周年论文集《旧学新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载有钱华的论文《〈燕山楚水〉:内藤湖南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从内藤湖南的中国之行，探讨其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情结”，“尝试解析内藤眼中的文化中国面相与现实中国的特征，从而理解作为明治时期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侧面”。此文也很值得一读。

《内藤湖南全集》只有日文版，然则称“全集”，仍有遗漏。以内藤湖南这位“东洋史巨擘”的学术地位，以其等身之著作，译为中文的仅有上列的数种，多乎哉？不多也！内藤视汉学为一生事业之寄托，视中国为精神、学问的归宿。他先后十次游历中土，其对中国之见解，已超出很多中国人，亦超出很多政治家和史学家，是公认的中国通。内藤厕身学界之前，曾以资深记者的身份，不断撰文分析当时中日以及近代东亚各国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外交关系和中国时局，虽然是纸上的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但他的有关“支那问题”的论述，颇引起关注和争议，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彼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他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民初政争、军阀割据、五四运动，都观察入微，见解敏锐。此类文章亟望有人译为中文，以为借镜，俾国人对近代以来的战争史、外交史、政治史、革命史以及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有所审视，温故而知新。其他如论中国近代人物、近代思想和政治变革，亦多灼见。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多年来致力推介内藤湖南，钱婉约、夏应元、马彪、张广达等学者，对“内藤学”亦素有研究，实应再选译几种内藤的重要著作，并编一套《内藤湖南史学论文选集》，则功莫大焉！

内藤与敦煌文献

内藤湖南是日本敦煌学研究的开创者和推动者之一。1924年7月至1925年2月，内藤湖南到欧洲进行学术考察，调查英法等国保存的敦煌古书，搜集有关资料。早在1909年，罗振玉、董康等关注敦煌文献的中国学者，已将伯希和手中的一部分敦煌文书拍摄成照片，并进行整理、研究，出版了《流沙访古记》、《敦煌石室书目》、《敦煌石室遗书》等著作；罗振玉给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寄去一批敦煌写本照片和自己的两篇有关文章。自此，内藤湖南开始研究敦煌文献，先后撰写了《敦煌发掘的古书》等一系列文章。1910年9-10月，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等几位日本学者，受京都大学委派，专程前往北京调查敦煌遗书，一睹惊动中外学界的部分敦煌劫余残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