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问其故，邵雍说：“洛阳城以前在这个时候从不见杜鹃。现在杜鹃从南方飞迁于此，这预示国家政局有变。不出三五年，皇上一定会起用一批南方人总理国政，天下从此步入多事之秋矣。”客人十分惊讶，追问缘由。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必然从南向北运行。如今南方的地气已经运行到了这里。飞禽走兽比人更敏感，首先感受到了地气的走向，因此才纷纷向北迁移。《春秋》上也有过类似记载：宋国灭亡前，有六只帽子一样的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商丘；还有八哥前来筑巢安居。这都是地气作用的结果。从此后，不但南方的禽兽将迁居北地，草木花卉也可移植北方，原本在南方才会有的各种疑难杂症，也要在北方出现。北方人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了！”几年后的王安石即入阁为相，吕惠卿、章惇、蔡确鼎力支持变法。王安石江西人，其余皆为福建省人，包括后来的蔡京兄弟，也都是福建人。不佞亦是福建省人，当年北人对南方人似有看法，此另当别论。

以出让地块来增加财政收入，拉动GDP，始作俑者我以为应是王安石，其新法之一就是实行买官田，邵雍的天津之居也划为官田出售。当时洛城中人皆慕其高名，都不愿买，邵雍自己也无力购买。眼见又要居无定所，司马光等好友出面，集资为他买了下来。邵雍遂命其园居为“安乐窝”，自称“安乐先生”，并赋诗说：“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邵雍特在“安乐窝”开了扇“瓮牖”——把瓮底打破，独留圆框作窗户，意清贫也——读书燕居其下，清晨焚香独坐，晚时饮酒三四杯，微醺便止，不使至醉。尝有诗云：“斟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虽居身“安乐窝”，但邵雍坚持不办理“过户手续”——“宅契司马温公户名，园契富韩公（富弼）户名，庄契王郎中（王宣徽）户名”。邵雍曾对儿子邵伯温说：“名利不可兼也。吾本不求名，既为世所知矣，何用利哉？故甘贫乐道，平生无不足之意。”

邵雍对新法也有看法，比如其《无酒吟》诗：“自从新法行，常苦罇无酒。每有宾朋至，尽日闲相守。必欲丐于人，交亲自无有。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但表现不激烈，甚至有些低调，这或许和他“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的处事原则有关吧，不喜张扬，亦不喜结仇，他只想吟啸林下，读他的书，演他的推步，如此而矣。邵雍亦以开馆授徒自给，所以门生故旧仕宦四方。王安石激进推行新法时，许多门生给他写信，准备上书弹劾，然后辞官不做。邵雍不同意，劝他们继续留在任上，“此时正当是贤能之人有所作为的时候，新法固然苛严，你们对百姓多一份宽贷，百姓也就能少一点负担，意气用事有什么好处？”邵雍与商州人赵守有交情，章惇作商州县令时，一日，赵守请邵雍和章惇喝酒。席间章惇高谈阔论，目无邵雍。话题转到洛中牡丹之盛，赵守说，邵先生洛阳人。邵雍因以为言说，洛人通过品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商，只看苗根便知花品高下者，便是第一等聪明人；看树叶而知者，次之；见花蕾而知者，智商最下。章惇默然。后来章惇要拜邵雍为师，学易数，邵雍说可以，但前提是必须隐居十年不出来做官。章惇自然做不到，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司马光“独乐园”离“安乐窝”不远，闲步就可以来致窗下，因此，《传家集》多记载他们之间的唱和之作。一日，司马光信步来敲门，“谁？”“程秀才，”司马光戏之。开门一见是司马光，邵雍问其故。司马光说，西周有个叫程伯休父的人，祖上世居“司马”一职，程伯休父有军功，皇帝便以“司马”赐姓。两人就站在门口聊天。司马光见眼前清波之上有白鸥在飞，因口占一绝：“草软清波沙路微，手携筇杖著深衣。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双穿柳岸飞。”康节和曰：“冠带纷华塞九衢，声名相扎在前呼。独君都不将为事，如信人间有丈夫。”

进入神宗熙宁十年（1077），67岁的邵雍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卧床已百余日。病中，司马光来探视，邵雍对他说：“我知道我这病怕是起不来了。”司马光宽慰他安心养病，还不至于此。邵雍说：“死生亦常事耳。”张载闻讯从关中赶来，他要给邵雍推命问吉凶，邵雍说：“世俗所谓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因闲吟一诗曰：“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列子御风徒有待，夸夫逐日岂无疲。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邵雍学易，坊间也盛传他有非凡的预言能力，按理说他信命才是，可邵雍不信“小命”信“天命”，这点倒和司马光很对脾气。熙宁十年（1077）七月，邵雍病卒。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诏除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次相），入京主政，于是司马光离开了一住十五年的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