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流动的教授

过去的教授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

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教授保持学术活力有促进作用。

1932年，杨树达在清华执教，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刘文典，因为有人说了杨树达的闲话，他就决定离开清华。杨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十一日。书与系主任刘叔雅（文典），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廿二日。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友兰）来，言见余与叔雅书，有辞职之说，务请打消此意云云。余答言：‘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芝生唯唯而去。二十三日。在清华，刘叔雅来信：学校局面已定，不许余辞职，休假不成问题。此次当教授皆续聘三年，希望假满后仍回学校任教云云。”

像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大学里是常见的，是真教授就不愁没有去处。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后因傅斯年又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鲁迅和顾颉刚有积怨，不愿待在一个学校，所以很快就离开了。由于有自由流动的机制，大学里教授之间的矛盾一般能够减至较低程度。

说痛快话的教授

张东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当时学校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过去的大学里，教授对于党派活动一般是比较反感的，这种态度源自西方的大学理念，还不仅是对某一具体党派好坏的评价，而是从根本上反对在大学里进行党派活动，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派活动，教授们都不赞成。王瑶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说：“他平日并不过问政治，1942年昆明学生发生倒孔运动后，国民党大批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闻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因了他的拒绝，才没有加入。”

张奚若是中国知名的政治学教授，抗战期间，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奚若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奚若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