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摄于1925年5月28日

就字面意思而言，鲁迅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写的文章似乎容易引发人的奇异联想，但想想中国当时的现状和鲁迅的良苦用心，不得不承认这些文字是最深沉的爱国表现。

从给许广平的信可以知道，鲁迅1925年6月2日就看见了与“五卅惨案”有关的报道，但鲁迅这天写的文章是《我的“籍”和“系”》，6月5日写的是《咬文嚼字（三）》，这两篇文章都与女师大事件有关。6月11日，鲁迅终于写与“五卅惨案”有关的文章了———《忽然想到（十）》。在这篇文章中，因英国人萧伯纳、法国人巴比塞（其母为英国人）等列名于“大表同情于中国的《致中国国民宣言》”，鲁迅便认为“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并且要中国人“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

在6月16日作的《杂忆》中，鲁迅以自己留学日本时所看见的反满行为的结果大泼当时被激动起来的中国人的冷水：“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并揭中国人的短：“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在6月18日作的《忽然想到（十一）》中，鲁迅在继续泼冷水和揭短的同时，甚至要中国人“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在7月8日作的《补白（三）》中，鲁迅甚至为外国人开脱责任：“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在群情激愤的当时，鲁迅这样的文字是很不合时宜的，但鲁迅这样写，自有他的道理。首先，是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事实告诉他，在当时的中国鼓舞民气是没多大正面作用的———不但没多大正面作用，甚至可能有负面作用：“这也是现在极普通的事情，此国将与彼国为敌的时候，总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国民的敌忾心来，使他们一同去扞御或攻击。但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国民是勇敢的。因为勇敢，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强敌，以报仇雪恨。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则即使如何鼓舞，也不会有面临强敌的决心；然而引起的愤火却在，仍不能不寻一个发泄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眼见得比他们更弱的人民，无论是同胞或是异族。”（《杂忆》）一些人在鼓舞民气时，却干着损人利己的事情：“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忽然想到（十）》）在6月3日和6月5日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示威游行中，一些北京学生却在天安门集会时因争做主席而相打（见许广平6月5日给鲁迅的信）。面对这样的中国人，还能去鼓舞他们的“民气”吗？

其次，正因为如此，鲁迅非常强调思想革命的重要性。鲁迅认为，在“激发自己的国民，使他们发些火花，聊以应景之外”，“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杂忆》）在6月23日作的《补白（一）》中，鲁迅强调了“立人”在当时的重要性：“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

在7月22日作的《论睁了眼看》中，鲁迅将对“瞒和骗”的国民性的批判与“五卅惨案”联系了起来：“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