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珍贵的批件及公开三次核试验照片

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同年1月和1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也阐明了这一问题。

此后几年，在苏联的援助下，我国原子能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但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所有中、苏经济技术合同，撤走全部在核工业系统工作的技术专家，带走重要资料，使我国初生的核工业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周总理说：“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的时间搞出原子弹来。”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15人专门委员会，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指挥机构。从此，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步伐大大加快。

亲自询问每次试验

中央专委会成立两年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在中央专委会成立后的半个月时间里，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3次中央专委会会议，用最快的时间解决了抽调干部组建工作班子、确定中国核工业的主攻方向、配调和进口技术设备以及制定出《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先抓原子弹”是周恩来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中央专委会成立后的半年时间内，我国原子能工业各条战线迅速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集中了包括邓稼先、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在内的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为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提供了有力保证。

而周恩来则成为名副其实的原子弹研制和生产的“总调度”。举凡中央专委会决定的事，哪怕是一个关键零部件的生产，都采取会上当场拍板的方式，绝不拖到会下，由主管的部长负责，保质、保量、限时完成。决策做出后，周恩来还要派人不断督促检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中央专委会成立两年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成功爆炸。

孟老回忆，每次试验前，总理都要几次与试验场通电话亲自询问，态度非常谨慎。1964年10月16日，孟昭瑞在第一次原子弹发射现场采访时，亲耳听到张爱萍将军向总理汇报原子弹爆炸成功。爆炸中首先产生冲击波，然后火球蹿出，紧接着形成蘑菇云，直到蘑菇云形成，张爱萍才有把握地拨通电话向总理汇报，在场人都听到电话那头总理焦急的声音——“确定有把握吗，准确还是不准确？”张爱萍随即又询问身旁的核物理专家王淦昌，得到了肯定答复，总理非常高兴，在场的工作人员觉得受到莫大鼓舞。

如果出意外 我要找你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航天火箭和核工业系统在第二年春天也被卷了进去。周恩来得知这方面情况后，极为重视，亲自过问，全力保护成长中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他反复告诫有关人员：“这些单位是国家的绝密工厂、院、所，对国防建设和加强战备极其重要，一定要保障其绝对安全，保证其连续生产。”“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准串联，不准停产，不准武斗，不准夺权。”周总理竭尽全力地保护了参与我国尖端科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领导干部。他命令第二、第七机械工业部和科研院、所的军管会负责人，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列入名单的科学家和干部的人身安全，并严肃提出：“如果这些人发生意外，我要找你们。”钱学森院士曾回忆说：“‘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批准上海728工程

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文革”中并没有停滞不前。1967年7月16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距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只有两年零八个月，这个速度比苏联、美、英、法等发达国家都快。我国的“两弹”试验与国外相比，事故最少，成功率最高，耗资也是最少的。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一年，周恩来3次提出我国要搞核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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