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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叙述的转变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长征过后的红军
长征结束后，毛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共力量大发展。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国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建国后党和政府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原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蔡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身地英国。萧克将军在给薄复礼回忆录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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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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