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过去党史界一般都认为,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就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并于6月下旬得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同意。根据查到的档案资料,中共中央当时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主要内容是:“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但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由此看来,这时中共中央对于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问题,只是在反“围剿”最终没有希望的情况下,提出的两种供共产国际选择的方案之一,还不是立即要实施的决定。因此,关于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问题,在1934年5月还只是处于酝酿阶段,不能说这时中共中央就已作出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的决定。

中共中央上述两种方案报告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于6月16日复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争取在国民党军发动秋季攻势之前的夏季,采取新的战略方针,做最后的努力,以扭转中央苏区的不利形势。这个电报也提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问题,指示“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根据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很明显,共产国际电报的主导思想仍是中央红军主力留在根据地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至于战略转移问题,共产国际只是认为眼前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真正提上日程,要看夏季以后形势是否改观,是一切努力都用尽之后,反“围剿”斗争仍然无望胜利情况下的最后一条路。

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电,讨论中央红军的作战新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关于向外线转移的方向,毛泽东提出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可以往西。毛泽东的这个主张没有被会议接受。会议接受了李德的主张,决定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北上,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到湖南。

红七军团、红六军团相继出征后,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吸引敌人的兵力有限,中央苏区更加困难。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人力、物力已很匮乏,中央红军已无通过最后一搏扭转战局的可能,中共中央开始加紧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准备工作。

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执委,报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的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博古在电报中还期待共产国际“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共产国际仍在犹豫,迟迟不予答复。直到9月30日,即中共中央要求复电的最后时间,共产国际执委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才给中共中央复电:“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至此,共产国际才明确同意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

从5月到9月底的四个多月里,共产国际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问题上犹豫不决,对中共中央影响很大。在共产国际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博古、李德把主要精力用于作战上,寄希望于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派出中央苏区后使反“围剿”形势好转,没有积极地作战略转移准备工作。当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时,他们才仓促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从而在长征初期使中央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对此,共产国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