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脚下，兄弟重逢

“他们从山上下来时，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皮包骨头。”四川省小金县达维镇的藏族老人张绍全一边说，一边用手在两颊边比划，形容着红军瘦削的脸。

1935年的农历五月初四，张绍全见到了刚刚成功翻越夹金山的红一方面军，当时他叫顿巴，还没有汉名。达维也还是个不显眼的村子，全村只有106户人家。

当时只有21岁的顿巴可能并不知道，他和这支队伍一起度过的是承前启后的一天。在这天之前，一方面军刚刚经历了长征路上第一座雪山的考验，并成功地与阔别八个多月的四方面军相逢；在这天之后，等待着他们的依然是连绵不绝的雪山。

张世秀至今也说不清自己队伍的编号。入伍时，她是红四方面军25师的一名卫生员。到了达维之后，她和另外1000多名战友被划归到中央红军。还没来得及记住新队伍的名字，张世秀便因为一场疟疾留在了达维，随后一直定居下来。

长征初期，红一、四方面军曾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但据张国焘回忆，红四方面军曾丢失过一个密码本，由于担心它已落入蒋介石之手，此后便停止了使用。

红军飞夺泸定桥成功后，杨成武带领的突击队已经出发，任务便是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红四方面军也几乎同时派出了一支精锐的突击队寻找一方面军，率队的是年轻的李先念。

如果在地图上画出两支突击队行进的路线，只能说是冥冥中一种不知名的力量所指引。否则，很难有什么理由能够解释，红一、四方面军各自的突击队尽管从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就像是两块互相吸引的磁石，总是蜿蜒地朝着对方前进，两支队伍之间的直线距离，最短的时候只有100公里。

终于，几声军号确认了兄弟的相认。两支队伍在山路上狭路相逢，走过漫长的征途，两支队伍的服装差异很大，又都没有打出明显的旗号，兄弟相见对面却互不相识。两支队伍都很机警，先头部队已经交了火，互相放了一阵枪，幸好还没有人员伤亡。一支部队先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指战员下令吹响军号来试探对方。

“自己人啊！”同样的军号声在对方的队伍中响起。两方的士兵都沸腾了，握手拥抱，相互问候，一片欢呼。从中央苏区撤出8个月来，一直孤军作战的红一方面军终于和张国焘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这是自四渡赤水以来，他们一直想要实现的目标。

李先念并不在欢庆的人群当中，他正固守着刚刚打下来的三关桥。在此之前，李先念率领队伍打下了达维县城另外一侧的猛固桥。控制了这两座桥，就等于扼住了达维仅有的两条道路。

收到25师师长韩东山的电报，李先念十分惊讶。他没想到会这么快，电示韩再核实一下，韩东山立即回电说:“情况准确，他们业已到达。”

这时，红―方面军的部队正川流不息地开进达维。见面后，红四方面军当时便补给中央红军一千多人。李先念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我们心目里，这就是一家子。”在随后召开的集会里，红军们唱起了自己编的会师歌:“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一个战略战术很不错，我们一起来会合，真快乐……”

当天晚上，县城旁边召开了一场盛大的联欢会，红军载歌载舞，好动的顿巴忍不住加入其中。当晚和顿巴合舞的红军叫张绍全，队伍临走时，他把自己的汉语名字一笔一划地写下来，送给了顿巴。

山下，曾经洒满血泪

1936年，距离达维会师已有一年的时间。红四方面军在宝兴县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宝兴和达维只隔着一座夹金山，已经有了汉语名字的顿巴和他的乡亲们对红军再也不陌生了。

和去年似乎相同的情景又出现了。山腰上是密密麻麻的帐篷和队伍，红军“喊着口号，好远都能听见。”这次，顿巴和他的乡亲们带着食物和水，对翻山过来的红军表示了欢迎。

对于三过雪山草地的红四方面军来说，和一年前不同的是，由于熟悉了雪山地貌，战士们减少了翻越夹金山时的人员损耗，但队伍却有了新的血泪。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百丈关、天全一带受挫，不得已第三次翻越夹金山。上千名伤病员，被永远地留在了夹金山的另一端。

整装待发的部队望着身后上千名年轻的红军伤病员。他们躺在雪山脚下，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部队。这都是些已经杀红了眼的对手，更何况，在红军伤员中，有人在十几个小时前刚刚杀掉了国民党的士兵。

“大家要安心，尽量养好伤，如果敌人来了，胆敢有杀害伤员的行为，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和他们据理力争。”红军中的政工人员含着眼泪说。一方用心地听，另一方无奈地说，双方心里都很清楚，这些话对于肯定是严酷结局来说，多少有些苍白。很多红军战士不忍离去，走在山路上的也是一步三回头，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的伤员，岂止是他们的战友，有的真的就是他们的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漫天飞雪中，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这些在百万军中不曾皱一下眉头的红军将领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部队终于出发了，数万名军人的哭声在夹金山上回响，盖过了飘飘洒洒的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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