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周、叶到达南京后，国防会议时间已过。8月11日，三人共同参加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周恩来发言称: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383页)。

朱德发言称: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朱德并称: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第168页)。不过，国民党人当时并未能领会中共的这些思想，在淞沪抗战中仍然以阵地战为主，在消耗日军的同时，也严重消耗了自己。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评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错误，在于将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认为在持久战的第一阶段，主要的作战形式应该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助。演讲在说明“兵民是胜利之本”后，特别指出，保卫武汉等地已经成为“紧急任务”，“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但是，他也同时提醒，如果不能争取到一切必要的条件，武汉有“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

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8月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说明“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侧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毛泽东等致王明、周恩来等电，1938年8月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490-491页。)

在此前后，蒋介石也在日记中不断表示，要保存兵力，不必过于重视一城一池的得失。如:

7月26日:“对防守武汉不作无谓之牺牲，应保持相当兵力，一为待机应用，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9月26日:“保守武汉问题，惟力是视，不可为环境所牵制也。”

9月29日:“武汉之得失乃为次要问题，而保持战斗力更为重要也。”

这几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持久抗战，固然要消耗敌人，但最重要的是保存再战的兵力。

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广州失陷，蒋介石认为武汉已无固守价值，决定撤退。22日的日记云:“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

25日，蒋介石下令撤离。次日，路透社电称，撤退时中国军队“秩序整然”。蒋介石看到这一消息，感到欣慰。我们无法得知，中共长江局是否向蒋转达过毛泽东等人8月6日的电报，但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说明，在主动撤离武汉这一点上，蒋、毛二人完全一致。

武汉撤守后，蒋介石于当年11月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规划第二期作战方案。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会议。27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情报重于判断与想象，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原则(《南岳军事会议委座手谕六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密件)。这些原则，显然受到共产党人有关思想的影响。会议决定接受朱德建议，开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中共派出以叶剑英为首的教授团执教。该班于1939年2月15日开学，蒋介石自兼主任，以叶剑英为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概论》，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思想得到直接交流的机会。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由于两党矛盾发展，国民党秘密制订《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此后，这样的交流就成为绝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