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3月5日,蒋介石考虑对日作战方略,自记云:“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1332页。)

同年3月6日,蒋介石制定山西应战要则,并且致电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提出“化整为零”、“分合进退”等作战原则,要他们遵照实施。电文说:“总之,我军此后作战方略,在利用我广大土地之活动,以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无论大小部队,皆须立于主动地位,无论胜利大小,收获多寡,只要处处袭击,时时扰乱,即可积各处之小胜,而成最后之大胜。”(同上书,总1233页)

检核上引各条材料,特别是将白崇禧1963年12月21日的口述和1938年3月6日蒋介石给阎锡山等人的电令对照,可以看出,二者完全相合,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意见,必在1938年3月6日之前。当年1月27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会议,要求到会人员“贡献各人的学问和经验,彼此交换研究,切实检讨,来决定今后整理部队的统一计划和具体方案,实行改进全国的军队。”(《部队长官与参谋人员的责任和修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75页)会议共开三天。29日,蒋介石在会上作《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的报告,声称“各位根据治军作战的实际经验,对大会有很多贡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85页)白崇禧的意见应该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蒋介石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枢纪念周上阐述“以空间换时间”问题,次于3月5日摘录备忘,又于第二天致电阎锡山等,命其贯彻执行。

以上种种,都发生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之前,证明不论是白崇禧,或是蒋介石,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时,都不可能受到《论持久战》一文影响,程思远的有关回忆是错误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并没有读过《论持久战》。蒋介石阅读范围较广,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他都读,而且常在日记中加以记录,并发表读后感。有时,甚至自叹读之过晚。但是,检阅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却完全没有他阅读《论持久战》的记载。这是有原因的。

1938年7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曾致电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要求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因为不赞同该文的观点,以文章太长为理由拒不刊登。其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再次致电,要求分期刊登,王明仍然拒绝。当时在武汉的中国共产党刊物《群众》也因而未能刊登。这样,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及时读到《论持久战》,日记中也就没有相应的阅读记载。

1938年9月,蒋介石研究抗战阶段,拟分消耗战、防守战、反攻战三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胡佛研究所藏。《困勉记》系于9月18日)。本来,抗战阶段划分的标准应是战局发展的时间先后,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一标准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蒋介石的划分则是以战争的攻守特点为标准。它并不是以“阶段”区分,而是以“特点”区分,而且,分得并不科学,例如“消耗战”与“防守战”之间,就不可能严格地加以区分。这一情况的出现,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个可能是,读到了,但不以为然。

二 陈诚与“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方针

然而,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白崇禧是“以空间换时间”的十二字方针的创造者呢?还不能。陈诚回忆说:

二十五年(1936)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等基本决策,均于此时策定。至于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问题,亦曾初步议及。……总之,我们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要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23页。)

“西北风云日紧”,指在日本关东军及其卵翼下的伪蒙军对察哈尔和绥远的侵扰。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其下一步侵略目标,一是河北省——1935年11月,日本指使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提倡华北特殊化,策划经由华北自治而成立“华北国”；一是察哈尔、绥远等省——1936年,关东军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德王制造内蒙古独立,利用李守信建立伪军。同年5月,德王、李守信等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军,日人村谷彦治郎等任顾问。伪蒙军本已占领察哈尔东部的张北、商都等8县和正蓝、镶白等8旗,这时,又积极企图侵扰绥远,完成其建立“蒙古国”的迷梦。为了解决华北和绥远面临的危机,蒋介石一面和日方谈判,要求取消华北特殊化,保障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一面则准备发动绥远作战,首先打击日本操纵下的伪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