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自觉意识，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村民侯永禄并不具备，但他在64年里记下了200万字的日记。在他过世10个月后，2006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从那些“关于土地收入、家长里短或有关信仰的社会思考、总结和分析”的日记中挑选出一部分，结成《农民日记》一书。

这位曾经在大队副支书任上两起两落的农村干部，“非常崇拜毛泽东”。尽管曾经一度有地不能种，天天吃红薯，但在“大包干”政策下达当时，他还是写下了这样的迷惘:“大包干岂不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什么是共产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啊？”与侯永禄经历过同样时代的人们说，这部日记记录了今天大部分农村年轻人所不再可能拥有的“关于土地的回忆”。

“草根写史”还渐渐超越了个人史的范围。湖南常宁一位名叫萧一湘的老人，曾花16年著成洋洋50万言的民间地方史《天堂脚印》。从有迹可察的宋代，至动笔写作的1999年，这部“野史”汇总了常宁1000余年来的政治、人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兵事和掌故。有学者称，“这是一部从人们口里抢救出来的口述史。”不过萧一湘自言，其动念只在于“一个人既已懵懵懂懂而来，总不能再懵懵懂懂而去”。他在序言末尾用“并不私人”的笔调写道:“但愿一滴水可以照出太阳的光辉，则甚幸哉。”

“这些人都是在表达他们所认知的一段历史。”邹振东对此深有感触。

“普通百姓写自传，这本身就是对权利的一种诉求”

往日里，熟读《史记》的邹振东常常会做这样的追问:汉代的家庭怎样用五谷烹制三餐，周转不济时该问谁借贷，生老病死如何操持？但是，“流传至今的都是王侯将相的历史，应该建构于个体的常态的历史，反而消失不见”。

“父亲不是英雄，也不是明星，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叙述历史的权利。”这位历史学博士说。因为读博士时受到新史学观的影响，他从不轻视小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念群看来，在表现个体生活状态上，底层与精英同等重要。人们多研究精英历史，很大程度源于精英们可以书写，可以被记录，因此才可被后人追溯，“归根结底，精英有发声的渠道，但平民没有”。

“正因如此，很多人都认为宏观历史就是炮灰。”这位长期研究精英史的学者指出，读者对底层历史的追捧不仅仅是因为书中的内容引起了他们的共鸣。长久以来，两种历史观占据了社会的核心，一种是背后往往带有政治目的的宏大叙述，另一种则是过度以西方为中心，强调一切都在进化的现代性史观。现在，这二者“都在遭受质疑”，因此“草根自传必然会受欢迎”。

“普通百姓写自传，这本身就是对权利的一种诉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则给出了这样的论断。在物权、产权、消费者权益都日渐受到认同的今天，对历史的要求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正在得到社会认同，这是整个社会开放和进步的一个标志”。

连续10年来，郭于华和她的团队在东北、河北、陕北、四川的四个村落做农民口述历史的搜集工作。长年坚持，使他们摸索出了一套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方法，甚至去的次数多了，“我们现在都可以用方言跟老乡讲话了”。

在多数人眼里，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项目，所以团队直到现在都很难找到资金支持。但在收集者看来，农民口述史和平民自传一样，只有通过这些记录，才可以真实地看到一个人如何与宏大的社会结构相联结。

郭于华和一个陕北农妇聊天时，农妇向她讲述了儿子刚出生时的情景。以前那个地方的女人不需要下地干活，她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顾老人孩子、纺线织布、裁衣纳鞋，只有农忙那一阵，女人才会跟着男人下地撒种子。但这个农妇的儿子出生那年，一夕令下，不论男女，全村人都要下地干活了，不干活就没工分，没工分就得饿死。田在山上，离家特别远，她只好找了根布绳，天一亮就把还没断奶的娃娃拴在炕上，晚上回来，孩子一整天都饿着肚子，哇哇大哭，屎尿涂得全身都是，这位母亲只有半夜里抹眼泪。而那一整年她都没时间织布，孩子一岁大了才第一次有衣服穿。

其实也正是那一年，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如果没有农妇那样卑微的生存和琐碎的记忆，“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在宏观历史下真实的生活状态”。

“可是人们一直忽视自己的个体价值。”郭于华感叹。她在搜集口述历史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对回忆往事感到不知所措的农民，最常从他们嘴里获得的答案，总是“那不都过去了么，我们农民这点事，有什么可说的”。

“人为什么不重要？普普通通的村民村妇，不也是和共和国的历史一起走过来的吗？”郭于华总是这样告诉她的研究对象。很多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没有能力记录自己的历史，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应该被遗忘，“因为在历史面前，人应该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