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还说1966年“4月10日，他（指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

这里我告诉师东兵:胡耀邦从陕西回北京后一直在休养，并不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当时团中央的工作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是1965年3月29日至4月19日召开的，不是你说的“1966年4月10日，”胡耀邦并未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由王伟作书记处的工作报告，胡克实作会议总结报告。会议也没有“一致通过”你编造的那个什么《决定》。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一个是《关于在工农业生产新高潮中团的工作任务的决议》，一个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培养少年儿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奋斗》。会议也根本没有什么“调整工作方向”的问题。

五、第37页上师东兵介绍了一通胡启立的职务履历后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同时，把他（指胡启立）提上来担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近乎造谣了。师东兵写这本书时，正是胡耀邦辞职后，一些人诬蔑他搞所谓“团派”的时候，师东兵恰是同这些人在同声合唱。我至少三次以上亲耳听胡耀邦说过:“胡启立从团中央调天津当市长是我提议的，从天津调任中办主任是邓小平提议的。”

六、第64至65页，师东兵写道:胡耀邦说:“说实话，我也犯过错误，我自己起码犯过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将共青团组织内的一些很有作为的青年同志打成了右派，至今我很感不安，见了他们我在内疚，脸红发烧，我向他们多次道谦。其二是在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同志时，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要是彭老总在世，我会向他鞠躬请罪。”

师东兵还说:“胡耀邦在反右大火烧起来后，……他亲自批准把林希翎、刘绍棠等一大批作家和青年记者打成右派。”“反右斗争正高潮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作为青年团学生代表团团长被邓小平派往莫斯科，……他在国外时，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又抓出一大批右派分子，林希翎遭到逮捕、刘宾雁等人被迫流放，实行了劳改。但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胡耀邦回来后，感慨地说:谢天谢地，在邓小平同志关怀下，我们总算避过了一次大风浪。”（见第84页）

我想告诉师东兵，这两个所谓“大错误”究竞是怎么回事。先说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你编了胡耀邦的话，让他自己说自己是“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事实恰恰相反。五九年庐山会议是我跟随胡耀邦去的，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结束，我一直没有离开庐山。整个八届八中全会期间，胡耀邦只在小组会上作了一次表态性的发言，表示拥护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拥护毛主席的讲话，拥护中央和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批判。至于他自己对彭德怀却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胡耀邦这次发言要登“简报”时，是他要我同他一起整理的。他的表现，当然逃不过“洞察一切”的毛泽东的眼睛，多少年以后胡耀邦说:“庐山会议以后，有一两年主席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胡耀邦对任何人的批判决不讽刺挖苦，对彭老总他是很尊重的。

再说五七年团中央的反右派。由于召开团的“三大”，团中央的鸣放开始较晚，“大鸣大放”刚开始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是中央定的，并不是邓小平个人把他派走的。胡耀邦出国前还专门到《中国青年报》社召开会议，向一批骨干打了招呼。一位被错打成右派的同志曾对我说:“鸣放初期，耀邦同志找我们开会，向我们打招呼，叫我们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要胡说八道，用意是爱护我们，保护我们的，讲完后他就出国去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了。可是我们当时不理解，没有听他的话，结果我也被打成了右派。虽然被打成了右派，但我至今还感激耀邦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