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师东兵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天晚上，李昭和胡耀邦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这是夫妻之间最开诚布公的一次谈话。”（见第9页）接着，师东兵说，李昭问耀邦:“耀邦，有件事我想问但又不知道可问不可问？”耀邦说:“你尽管问，可答不可答的尺寸我来掌握。”李昭迟疑了一下，终于问道:“现在党内是中央主席大，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大？”“胡耀邦觉得问题很可笑，所以回答得很干脆，当然是中央主席大嘛，我们党内历来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对不是枪指挥党嘛。再说，你从党的排列顺序也可以看出来，党中央主席排第一位嘛。”……李昭说:“我总担心，你的脾气和性格恐怕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胡耀邦笑了:连小平同志都说我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你敢说不能胜任？……”

这里，我敢肯定，师东兵没有见过胡耀邦、李昭同志卧室的布局，也根本不了解胡耀邦和李昭同志的生活习惯，你是怎么知道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的？至于你写的胡、李那些一问一答的对话，其荒唐可笑，几近相声语言，真可以称得上是“逗你玩儿”了！

三、师东兵说:“一九五七年五月，共青团举行‘三大’，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祝词。”看来，师东兵不懂党内的一些基本常识。中央由谁向一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会致祝词，是中央决定的，怎么能由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呢？师东兵说:“邓小平在祝词中说:‘我报告的主题，应该是发扬光荣传统，建设社会主义。这些传统过去用之于革命战争，现在用之于建设’。在讲到中国与苏联的建设对比时，他又讲:‘我们中国的毛驴就是慢，但是慢有慢的好处，汽车开得很快，摔就摔死了，毛驴走得很慢，但很稳当。苏联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效果很不好。’”（见第15页）

1957年召开团的“三大”时，我是大会工作人员，邓小平的祝词我们都听了，我怎么也想不起祝词中有师东兵引的上述这段话。这段话也不像是中央祝词的话，再一查《邓小平文选》，这篇祝词收在第一卷，第270页，从头读到尾，都没有这段话。后来再查其他资料，原来这段话是邓小平1957年1月12日在清华大学讲演中说的。师东兵可真会开玩笑，害得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邓的原话给他纠正过来。

四、师东兵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旬，当胡耀邦从上海《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立刻产生一种不安的预感。他给邓小平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批判《海瑞罢官》的背景，邓小平说，我也是才看见这篇文章，我不知道有什么背景，反正中央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精神。……究竟你该怎么办，我希望你多独立思考。”胡耀邦说:“我们不想让青年过多地参与学术界的纠纷，我们只是要强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掀起学、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邓小平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尽管有些事情的发展局势还不太明朗，但我有预感，我国很可能要出现一场比反右派规模还要大的政治风暴。你要有所准备，谨防卷到旋涡里去。”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亲自抓共青团中央的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部署树立青年学毛著的标兵，总结各地一些先进团支部带领和组织学习毛著的经验。四月十日，他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见第17—18页）。

师东兵在这里说的事情和时间，都被他搅乱套了。

胡耀邦从西安回北京是1965年6月20日。当时他被西北局第一书记整病了，叶剑英、张爱萍把他劝回北京休养。姚文元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1965年11月10日。胡耀邦办事历来是根据中央的正式文件、指示，一贯反对去“摸精神”，他没有、也不可能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就给邓小平打电话“摸精神”。从前后文看，师东兵说的这次电话似乎是胡耀邦从西安给邓小平打的，而这时胡耀邦已从西安回北京五个月二十天了。师东兵说，邓小平对胡耀邦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指学毛著）。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胡耀邦1965年6月已回北京，怎么1966年2月下旬又“赶回北京”？再说，团中央组织青年学习毛著的活动从1958年、1959年就开始了，1960年4月10日至20日，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就在哈尔滨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议。”同年5月25日至7月16日，团中央又组织“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观摩团”，分两路到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八十七个城市传播经验。这怎么是“1966年2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才亲自抓“这方面的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