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常说，我们党的肃反扩大化，是受苏联大规模肃反的影响。但是看过大量历史档案之后，我们发觉，苏联的大规模肃反是1934年以后才开始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都是在1934年以后才被错杀的，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等高级将领被错杀，更晚几年。而我们的反AB团，早在1930年就开始了。上述被错杀的25位高级将领，有22人都是在1933年以前被错杀的。而且我们搞的肃反，不是共产国际或苏联的指示，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负责人盖利斯，在1930年12月3日的一封信中转述了毛泽东1930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的内容:“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从共产国际档案中还能看到:1930年6月江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会时，“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实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并且建议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这些事。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

有一次，萧克同志向我们讲述他亲历反AB团斗争的情况。他指着桌上的一个茶杯说，如果这桌上有一个茶杯，你说成十个，可以说是扩大化；如果一个也没有，是什么扩大化？他叮嘱我们，要好好写一写那些被错杀的同志，让后人永远不要忘记用这些同志的生命换取的历史教训。

编完《中国大百科全书》后，我们又继续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我军人物收入的范围更宽了。我们拟定了一个名单，送给各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洪学智看到名单后，特地打电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他着重介绍了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李特，和曾任川陕苏区政府与军委秘书长、红五军政委的黄超的情况。他们两人都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作战，到达了新疆，但不久即失踪，若干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是被错杀的。洪学智认为应当把这两位烈士收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发了平反文件，李特和黄超载入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

客观书写历史的进步与局限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在历史著作中，对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评述，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例如，对伟大的人物不能说缺点、错误，对有错误、有问题的人物不能说好话，几乎成为惯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的同志都力图在这方面有所进步，总的看进步不少，但阻力也不小。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毛泽东》是特长条，全文7000多字。其中要不要写他的错误，意见很不一致。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中央在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也写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多数同志认为应当写到条目中。但是也有不少同志反对。最后经过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保留了75个字，即:“1966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又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浩劫中也受到严重损害。”接着说明:“他对中国革命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著名的十六字诀，过去一直说是毛泽东的创造。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撰写《朱德》条目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组组长陈友群等同志，有根有椐地提出，朱德1925年在苏联学习时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战法，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总结出十六字诀。《毛泽东》组也拿出老同志的回忆，说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在《毛泽东》条目中是这样写的:“在坚持井冈山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关于《毛泽东》条目的概括评语，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样，也没有用“伟大”的用语，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尽管还是有限的一步。

对于犯过错误或有问题的人物，过去一般是不收的，甚至连名字都不准出现。我看过20世纪50年代编写的一本战史，因某人犯了错误，在序列表中连他的名字都空缺了。我们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撇弃了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框框，列入了《林彪》、《高岗》的条目。因为他们都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也为革命做过贡献。但是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写不写，怎样写，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最早是陈云在1983年8月9日曾说过:“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我们按照这种精神写出《林彪》条目的初稿后，与其他一些重要条目一起，送给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

黄克诚看了《林彪》条目释文后，叫秘书打电话，说要当面找我们谈一谈。1985年2月21日，我与周之同、姚夫同志一起到了玉泉山，黄老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他说:“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写了一大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做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面貌。……林彪死了十几年了，对他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写他的历史。……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黄老还逐段逐段地谈了他的意见。

黄老的意见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努力按他说的精神去写历史人物。但是，我们也深深感到，司马迁不是那么好学的，真正做到全面的观察，做出全面的评价绝非易事。首先要有敢于打破种种局限，敢于直面历史的勇气，还需要有允许全面观察、全面评价的氛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走过的历程，我以为距真正达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依然任重而道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领域拨乱反正取得的成果很多，就是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解决的疑难问题也不少。例如为西路军正名和关于“密电”的争论，其过程更为曲折和复杂，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文中从略。（李维民/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