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满足了票友对历史学家的一切想象

学院观点

历史票友也是史家一脉

“票友”这个称呼是从京剧里面出来的，他们非科班出身，但爱好京剧，而且能上场表演几手。

从这点来说，我基本认同“历史票友”这个称呼。

但是有一个危险，就是别人会认为，好像你们是行家，别人是票友。

中国的史学传统历来有两个，一个是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的这条线，他们承担着很大、很沉重的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系生民之休戚，关国家之盛衰”。另外一条线是说书讲史的，勾栏瓦肆的传统。它不太有历史感，但它具有当下性。大众需要什么样的故事，他们就讲什么样的故事。这两条线尤其从宋朝以后都在发展。史学刚开始走向通俗，其实就是说书讲史的人开创了先河。

票友的优势是比较好地掌握了大众喜好，比较好地切合了大众的趣味。他们当中很多人很有才气，不管是讲故事的方式还是语言。有一些人还很有思想。但是，这都是当下的东西，历史只是他们的一个素材而已，他们不是以历史为本位的。他们的优势在这里，短处也在这里。很多票友的读者对象是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在提高国民文化知识水平的层次上，我相信他们有这个使命。另外，他们确实在做普及工作，因为学术圈的人，刚开始不太容易做好历史普及性的工作。

票友们把普及历史的事业做大了以后，实际上培养了史学的群众基础。

而历史专家有几个使命，首先，他们的家国意识很强。另一个使命是薪烬火存。史学是一门很严肃的学术，它需要薪火相传。另外，在当代的新史学进来以后，当代史学专家还有一个使命，就是和西方史学家对话的问题。

口述:刘后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

票友观点

易中天会退潮，吴思将留下

毫无疑问，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里包括“历史”。追根溯源是每个人的本能。然而，在“大众历史热”出现之前，真正的“历史”，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不存在的。对古人来说，“历史”不是“帝王家谱”，就是评书演义。进入现代，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以下三种东西:一种是帮助人分辨“正确”和“错误”的工具；一种是艰深晦涩的专著；还有一种是《戏说乾隆》这样与真实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戏说”。

直到“大众历史热”兴起，普通中国人的世界里才有史以来头一次出现了“历史”。我觉得，这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想主动进入历史，必须先了解历史。或者说，产生了读历史的欲望，标志着原来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每一个合格的现代人，都应该对历史有所了解，或者说，对产生自己的这个族群走过的路有所了解。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条件。

以我为例，《乾隆帝及其时代》让我第一次知道皇帝不止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脑满肠肥的反动头子，还有可能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有血有肉的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让我第一次知道除了阶级斗争之外，解读历史还有许多角度。斯塔夫里阿诺夫与汤因比的《全球通史》和《历史研究》让我第一次把中国史和世界史联系起来，从而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如此独特。

我最佩服的历史学家是顾诚和茅海建。顾诚的《南明史》让我明白什么叫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这本书让我认识到国内主流历史学界多年来所研究的其实都是伪命题。

现实中的许多问题，根源都在历史，只有与当下结合起来，历史才真正有意义。现在通俗历史写作形成了一个热潮，但我想以易中天为代表的不动脑筋的，不费心血的，只凭不那么死板的语言翻译史料或者学术研究结论见长的通俗历史写作早晚会退潮，但黄仁宇、吴思式的真正有内容、有心血、有创见的通俗历史作品仍然会长盛不衰。

口述:张宏杰，作家，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等。

花絮

票友偶像

历史票友的第一偶像当然是司马迁，短短几章《刺客列传》，也许就比所有历史学家对他们的影响都要大。

在当代史学家中，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历史票友有着启蒙的作用。在史学大部头面前诚惶诚恐的年轻人恍然大悟，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写。

究“规则”之变，成“官家”之言，吴思是历史票友在当代的第一偶像。（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