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多种文化元素助推之下，通俗历史写作形成热潮，众多非历史研究专业出身的作品成为读者与市场的宠儿。而另一方面，一些专业的学院史学专家对“历史票友”的作品多有批评。本期沙龙特邀请历史学家吴思、历史学家刘后滨、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及作家十年砍柴、张宏杰、许晖等，就通俗历史写作的现状及“历史票友”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
| 重点引用: 张宏杰，作家，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等: 毫无疑问，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里包括“历史”。追根溯源是每个人的本能。然而，在“大众历史热”出现之前，真正的“历史”，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不存在的。对古人来说，“历史”不是“帝王家谱”，就是评书演义。进入现代，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以下三种东西:一种是帮助人分辨“正确”和“错误”的工具；一种是艰深晦涩的专著；还有一种是《戏说乾隆》这样与真实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戏说”。 直到“大众历史热”兴起，普通中国人的世界里才有史以来头一次出现了“历史”。我觉得，这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想主动进入历史，必须先了解历史。或者说，产生了读历史的欲望，标志着原来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每一个合格的现代人，都应该对历史有所了解，或者说，对产生自己的这个族群走过的路有所了解。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条件。 以我为例，《乾隆帝及其时代》让我第一次知道皇帝不止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脑满肠肥的反动头子，还有可能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有血有肉的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让我第一次知道除了阶级斗争之外，解读历史还有许多角度。斯塔夫里阿诺夫与汤因比的《全球通史》和《历史研究》让我第一次把中国史和世界史联系起来，从而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如此独特。 我最佩服的历史学家是顾诚和茅海建。顾诚的《南明史》让我明白什么叫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这本书让我认识到国内主流历史学界多年来所研究的其实都是伪命题。 现实中的许多问题，根源都在历史，只有与当下结合起来，历史才真正有意义。现在通俗历史写作形成了一个热潮，但我想以易中天为代表的不动脑筋的，不费心血的，只凭不那么死板的语言翻译史料或者学术研究结论见长的通俗历史写作早晚会退潮，但黄仁宇、吴思式的真正有内容、有心血、有创见的通俗历史作品仍然会长盛不衰。 |
吴思的现实情怀与“六经注我”的气魄，使他拥有众多“史学粉丝”。
嘉宾
吴思:历史学家，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为近年通俗历史写作的领军人物。
刘后滨: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致力于隋唐史研究。
朱大可:文化批评家，学者，著有《流氓的盛宴》等。
十年砍柴:知名网络作家，著有《闲看水浒》、《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等。
张宏杰:作家，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
许晖:作家，著有《乱世的标本: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人格症》等。
历史票友/学院史学
学院史学朝上，历史票友朝下？
新京报:你最喜欢的历史学家是谁？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
吴思:这个问题难以一言以蔽之。比如说司马迁，你非看他的书不可，但是，我看得最多的是《明史》。它不是司马迁写的，但又是模仿司马迁这个路子。我看年鉴学派如布罗代尔等人的作品，也会深受启发，再比如黄仁宇那种比较，也很有启发。我把《史记》和《明史》当史料读，说哪部书对我影响大不好说。
刘后滨:作为历史学的从业人员，我最喜欢的历史学家，在古代是司马光，在近现代是陈寅恪。《资治通鉴》和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我受影响最大的著作。陈寅恪著作吸引人之处，关键在于他有一种很深的关怀，在对各种史料钩沉索引的基础上，对古人寄予“同情之理解”。
十年砍柴:还健在的史学家，我最喜欢的是余英时先生。因为自上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提出新史学之概念后，随着民国时代的大史学家先后凋零，大陆几乎没有余英时先生这样有着深厚的中国史学功底、又有西方史学视野，且对各种治史方法兼容并蓄的大家。
如果吴思先生算票友的话，那么在学院以外的“票友”中间我最喜欢吴思先生。他从死的史料中看出了活的社会规律和历史因缘，他对我等这些后起的“票友”有极大的影响和鼓舞。
新京报:怎样看“历史票友”这个词？历史票友与学院派水火不容吗？
十年砍柴:我实在想不到比“票友”更合适的词。
历史票友大多和大众贴得更近，他们的写作和研究能在民间引起更大的影响，而学院派在很长时间眼睛朝上，好像学问是为给他们拨经费的人做的，不过他们的专业训练方法对票友应有相当的启发。
刘后滨:我基本认同历史票友这个概念。历史这个学科是需要严格训练的，不是说你喜欢它，你就能够成为从业人员。我觉得，历史票友和历史专家的写作是两种路数。历史剧导演也可以算是票友，有人说要气死历史学家，他们好像认为，你们讲的都是被套死了的，他们认为，自己更接近历史真实。我是不太赞成这个的。所谓票友，很大程度上是靠媒体炒起来的，而媒体是有霸权的。票友如果不接受专业人员的批评，很容易走偏。
朱大可:我不太同意“历史票友”这个概念，这显然是一种鄙视性说法，也是史学界自命为正统的例证，用“趣味历史”为他们的写作命名，应该更准确些。现存的历史叙事有三种方式，第一是学院派的方式，第二是戏说的方式，第三种方式介于这两者之间，也就是既有历史考据，又渗入个人想像力，显示出文学化和趣味化的特点。这三种途径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
以上三种谈历史的方式，都有可能出现优质产品，也都有可能出现垃圾。
这不是因为它的类型有什么问题，而是研究者自身的能力问题。像赵柏田的《岩中花树》，许晖的《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都是趣味历史中比较优秀的著作。
吴思:历史票友这种说法，我觉得你说什么人家能懂是什么就行，管他认同不认同。有人说我是票友，票友就票友呗。
我觉得学院史学专家长处挺多的。比如，王家范写《中国通史》，我就觉得挺不错。我的朋友雷颐，也做得很好。再比如秦晖，他条分缕析的辨别力，那种分析透彻的学问都挺高明。就我自己来说，受的是文学训练，对于社会史、经济史，脑子里就没什么框框。对于一些了不起的观点一知半解或者不知道，所以没有神圣感，敢瞎想，瞎想出来也敢瞎说。我脑子里没装那么多，写的时候就是傻人傻大胆，不至于写到一半就自我否定。
许晖:在我看来，没有所谓历史票友和学院派史学家之分，进行如此区分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对历史阐释话语权的垄断，对学术资源和学术经费的独占，要么是可笑的优越感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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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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