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本原则的差别是我把什么东西作为最终目标？对中国来说，凡是成功的改革措施，其实是把对老百姓有好处，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目的。有些改革措施不那么成功，事后看来是违背了这个目标。

在俄罗斯是把某种模式作为改革目标，我要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市场经济，那是一个理论模式，然后的逻辑是我怎么能尽快建成那种模式，其他的东西都不顾了，老百姓受损害我认为都是必要的成本。

王小鲁:我觉得当时中国、苏联的人民心态是一致的，老百姓希望变，不希望改革前这种状态再延续下去。

姚洋:俄罗斯老百姓觉得过去是不好的，太黑暗了，大家都想变，关键是这方面有点偶然——叶利钦很会表现，而且他得到西方的支持。但他有一些民族主义的倾向，“我俄罗斯就是纯粹的俄罗斯，加盟国我不要”，这个对俄罗斯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加在一起，大家就跟着他走了，那个时候需要一个英雄，但没想到他领着俄罗斯走向倒退了。

王小鲁:可以说是苏联人民选择了要改变过去的计划体制。因此投票给叶利钦，因为只有叶利钦最明白地说出来，这个东西我不要了，我要改了。至于怎么改，由叶利钦选择，并不是俄罗斯人民的选择，而叶利钦的选择，或者说叶利钦用的一小批精英的选择，没有经过俄罗斯人民的同意，这些选择是他们自己定的。

姚洋:丘拜斯那个时候大概是42岁，一帮年轻人坐在那里，这些人痛恨过去的政策，希望彻底地和原来的社会主义决裂，你想他们想出来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政策？

王小鲁:他们和我们那一代人，当时参与中国改革的年轻人，实际上在对关于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是什么东西的知识、经验都是一样的，知道过去那套东西不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市场经济，那个东西比计划经济成功，所有的知识就这么多。我们当时也就知道这么多，但我们还是比他们好一点，我们在农村插队那么多年，知道老百姓怎么生活，所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想老百姓会怎么样，而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书本上来的。

中国政府政策的选择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取向一致

中国改革能够走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取向一致，而不是倾向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记者:那么多西方学者看到俄罗斯的现实，为什么他们仍认为俄罗斯的改革优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