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俄罗斯和东欧发生的事对中国决策层有很大触动。政府得到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必须为老百姓办实事，要有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经济增长社会就会动荡；第二个是要加快改革， 我们整个动真格改革是在1990年代，1980年代很多是在边缘上做一些调整，基本上以农村改革为主。

王小鲁:但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时，按比重来看非国有企业已经超过国有企业了。我国通过1980年代改革，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大的非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尽管也市场调节了，但是它的绩效不如非国有企业，发展比非国有企业发展慢，结果造成非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长期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变成包袱，所以到了90年代，对一些这样得企业干脆卖掉算了。

姚洋:一开始是有计划要改国有企业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提出过这个问题，只不过后来把这个事情放下来了，并不是说不改。中国这种转型，在制度方面没有很大的跨越，但是我们的路是独特的道路，是有价值的。

记者: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姚洋:我们走这条路是有价值的，不光对于中国人自己有价值，对于世界也是有价值的。在国内的学者对政府的批评太多，我不是说批评不对，但是一边倒的批评使国外对中国的看法有偏见。你总得要说中国在过去30年哪些东西走对了，否则我们不可能走得这么好。关键是我们没有很好总结，怎么走对了，多数是批评，而且在国外出名的华人基本上是批评中国的人。

王小鲁:批评中国容易出名。

姚洋: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并不是台湾、韩国那样在冷战的时候得到机会发展。中国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对中国发展非常警觉，怕中国这种模式传到西方去，这里有偏见。

从正面总结中国过去的30年，我们做得太不够了、太少了，林毅夫老师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但是他基本上说一个比较优势，还不够，还没有说明白我们的体制哪个地方是对的。

王小鲁:面对改革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俄罗斯当时选择那条路是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中国的这条路有利于老百姓。怎么评价改革的得失？这个改革必须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根本的区别不是激进和渐进的问题，渐进无非是说我要一步步走，要摸索经验，这是一种哲学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