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过犹不及，亦堪称最佳“方法论”，也是孔子教导学生的为政之道。子夏做了管理莒父的长官，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语重心长地告诫他:“无欲速……欲速则不达。”意为:不要求速成，想速成，最后反而达不到目的。也就是不要图快，太快了反而适得其反，前功尽弃；要成功，就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获取一个恰到好处的匀速值，这样才能既好又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过犹不及”的原生态语意是孔子对其两个学生品性的评价，但后来却积淀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就是:快慢两极之间，要和谐出一个能达到“最佳效果”的“优化值”。

事与器——器利事善

人是目的性很强的动物，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要想快速圆满地做事，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工具——器；而“事”与“器”亦为矛盾同一体中的两极，要想事半功倍、圆满成功，就得求取与把握“事与器”之间最佳的“和谐值”，即如《论语·卫灵公》篇中所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说:工匠要想很快、圆满地做成他的事，就必须首先修整好他的器具。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孔子此经典名言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即重视方法对目的实现的重要作用。孔子在很多方面是非常重视“方法”的，尤其是教育、教学方法，如:因材施教、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举一反三、学而时习、切磋琢磨、绘事后素等，都是在强调和探讨“方法”的重要性。总之，“事”与“器”，也是同一矛盾体中有机的两个方面。当然，“事”为矛盾主要方面，但也不能忽视“器”这个矛盾次要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也可能转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如果要关注事物的整体效应，两极和谐的思想就非常重要。若要“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千古不易之真理。孔子形象地揭示出了“事与器”，即“目的”与“方法”之间辩证的和谐关系:器利事善、共生共荣。

哀与乐——恰如其分

哀与乐为人之情感的两极，哀极生狂，乐极生悲；人在经历这两种情感体验时，不能让其放纵奔流，而应该理性地调节、控制，争取能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情感状态。孔子在评价《关雎》时，就运用了这种情感尺度。《论语·八佾》篇云:“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说:《诗经·关雎》篇，快乐而不过分，忧思而不悲伤。其实，乐而不至淫，哀而不至伤，就是哀乐中和，恰到好处。朱熹释云:“《关雎》……诗之首篇也。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诗经》是礼乐文化的积淀，孔子编订《诗经》时为何要将《关雎》作为压卷之作？除“修身齐家”之伦理层面上的意义外，就是激赏其哀乐情感表达恰到好处的“中和之性”，亦即:“琴瑟和谐”论。孔子反对情感的极端化，自己的情感也把握得恰到好处，正如其学生所描绘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即:孔子温和中寓有严厉，有威仪但不凶猛，庄严中寓有安祥。两极之间中为上，即:温良恭俭让。这就是孔子追求的和谐情感最佳值。

“一阴一阳之谓道”，生命常游弋在“两极选择”的“两难”境地，孔子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也曾面临着“两极两难”的选择。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卓越的见地使他原创了“文质彬彬”的“两极和谐论”，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缕永远的理性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