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新

1985年任仲夷从一线退下来，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我也差不多同时退出一线，都转到了中顾委，从这时起，我们接触的机会多了，才比较熟悉起来。由于我们有着某些相似的经历，使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老年朋友。他来北京开会，或是我因事去广东，我们总要安排时间见见面，交谈交谈。记得他同我谈过他的“安全着陆”。这是说他退出一线时，同主持福建改革开放的项南的命运有所区别。当年他们两人被那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些人抓住改革开放中的某些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从延安抢救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真是吃尽了“左”的苦头，对这些历史我们都有过认真的反思。抢救运动时，我在延安坐过一年多牢，任仲夷在太行也挨整一年半，他同我谈过挨整的情况，并不亚于延安。尝过这种苦果之后，对“左”的东西，我们自然有特别的敏感，也好比种过牛痘，产生了免疫力。由于真正透彻接受了前车之鉴，任仲夷才能如此始终坚决站在改革的最前列，而且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把握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创造出大量新的经验。这方面书中有详细的记录，值得细细品味。

任仲夷不仅是一位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位不断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老干部。他家里珍藏着一幅“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的照片（据说当年他挨过1000多场批斗），将之称为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定要牢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永远不再重犯“给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因此，他不断地提出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还是要实现民主化与法治化。

广东有特色，同有任仲夷这样的老领导分不开。我到过全国许多地方，只有广东令人感到上上下下一片生机，一种希望所在。任仲夷在广东享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说，他的作为已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原中顾委委员只是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只有已退下来12年的任仲夷仍被选为十五大正式代表（十六大他仍是广东选的正式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