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情况和国民党正面战场情况的分析，毛泽东开始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全国持久抗战的思路，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要广泛发展；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要保存主力。中国能够保存和发展军事力量，是持久抗战的根本。

面对不利于抗战的论调，毛泽东准备认真回答；写作时入了神，连烤焦了鞋都没有察觉

日军占领了一批大城市和中国北部大部分领土后，国内对抗日战争的不同看法就出现了。这些论调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亡国论”，这种论调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和日本人打仗，必然失败。还有一类是“速胜论”，持这种论调者幻想依靠国际援助来打败日本。他们认为，国际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外国会援助中国的，中国可以在三个月内打败日本人。共产党内也有人认为，日本人不值得一打，我们很快就会打败日本人。上述两种论调，在国内流传很广，影响着抗日大局和人们的情绪。

毛泽东明白，这些论调是错误的，危害是很大的，他决心要驳斥这些论调。但是，马上驳斥这些论调，还有困难，一是他太忙了，抽不出时间认真地研究问题，而要有理有据地批驳这些不利于抗战的论调，是要下一番功夫的。二是他此刻的理论准备还不足，特别是对于现代军事理论，他要认真地钻研一番才能把道理讲透。三是光是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还不行，现在需要的是正面地系统地阐述正确的道理，同时批判上述错误论调，而对此，他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怎样克服这些困难，认真地回答抗战以来的重大问题呢？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吸收中央一些领导人、中央一些重要理论干部和军事干部参加，大家共同读书，共同研究问题，以便互相启发，集思广益，最后形成系统的正确的理论。在毛泽东提议下，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很快就成立了。研究会专门研究当时国内外的大事和抗日战争的重大战略问题，以研究全局、讨论战争的战略为主要形式，以期形成正确的战略认识。这个研究会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很是活跃了一个时期。参加者学习、讨论都十分认真，不同看法都可以提出来讨论。有时对某种认识一直讨论到深夜，大家肚子饿了，就在毛泽东的住处弄点吃的，吃完了继续讨论。

一段时间的学习讨论后，毛泽东感到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实战经验是很丰富的，但在军事理论方面有欠缺，特别是对外国的军事理论，知道的人还是很少的。毛泽东就坦诚地承认，自己对中国古代战争有一点研究，在过去的实战中积累了一定的指导战争的经验，但对于外国军事理论知道得不多。毛泽东特别提到，对外国最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自己知道得很少，而要回答抗日战争中的重大问题，光是有军事斗争经验还不行，还必须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特别是对《战争论》要研究透。为了尽快补足军事理论知识，毛泽东又发起组织了一个《战争论》研究小组，请在中央工作的军事干部和读过这本书的人、中央一些理论工作者，和自己一起来研读这部书。

毛泽东感到，光是组织上述两个学习研究组织还不够，最关键的，还是自己独立地进一步研究理论。因此，当时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挤时间拼命地读书，研究理论，并把重点放在了哲学上。他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十个月时间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除了读马列主义的原著外，他还读了国内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读了不止一遍，还写下了约三千字的辑录。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读后感到“颇为新鲜”。毛泽东不光是读书，还特别关注新闻时事，送给他的报纸、杂志，他都认真地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