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胡适一生，人际关系中最说不清道不明的大概就是蒋介石。两人的交情不是善始，最后也谈不上善终，而且都是因为胡适要“争自由”。

1926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势如破竹。胡适在日记中有如下评价：“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

仅一年后，他就在日记中哀叹：“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于是胡适披挂上阵，以《总理遗训》和《建国大纲》为依据，对国民政府痛加批判。

言辞最为尖刻的，是《国民党和新文化运动》，针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的复古文章，胡适推导出一个惊人结论：“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

下一个推理也就顺理成章：“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这段时间的成果，是小册子《人权论集》。其中火药味之浓郁，为胡适一生为文所少有。虽然胡适大量引用孙中山语录，但以国民党式的政教合一的性质，信仰什么，甚至是如何信仰，都是禁脔。到了1930年，迫于压力，胡适黯然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那边蒋介石却不罢休，一年后还公开说：“胡适系反党。”

1932年，两人第一次见面。胡适送给蒋一本《淮南王书》，因为他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

蒋也回赠其亲著的《力行丛书》。胡适发现，书中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解释，容纳了不少自己的见解。到1934年，胡适做出新判断：“他（指蒋介石）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

又一年后，两人已往来数次。胡适的结论更进一步，在给罗隆基的信里写道：“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

“小事糊涂”的解决方法，自然就是“无为而治”。既然，蒋先生缺乏“诤友”，那么由自己来扮演这个角色又有何不可？短短几年，胡适的观感发生了两次180度转变。固然是两人建立私谊后，胡适的观察更细致，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九一八”，它扭转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救亡正在压倒启蒙，成为当务之急。

待到“西安事变”，胡适写《张学良的叛国》，大概是第一次正式尊蒋为“领袖”。当然在这个领袖头顶，胡适还不忘戴上一顶“宪政”的帽子。

后人读来恐怕会觉得荒诞——“宪政”和“领袖”其实是天生的死对头。宪政的国家长不出领袖，而领袖治下哪里会容许宪政？把这个荒诞还原到1937年初胡适的眼光中去，却是尴尬而辛酸：一方面，胡适在修内政和御外侮之间，毫不犹豫选择内政优先，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宪政；而另一方面外侮日甚一日，却又必须有一个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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