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任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时的张学良

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

显然的，张学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愿作帝国主义傀儡的骨头，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以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后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而况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辩一辞；并从而戒烟去毒，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很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一千年而终无定论。但是，事变中的若干史实也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第一，事变之发动是激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贸然实行兵谏，希望蒋公不为已甚，张氏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家所不容否认者。

第二、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迫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成“谋主”。这点也是不争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