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张学良

我国近百年来的凤子龙孙达官显贵子弟，生活放荡的，也是成队成群了。若论吃喝玩乐的记录，真正有钱有势有貌有才的邓通潘安也不难做到，而难的却是大厦既倾、树倒猢狲散之后，仍有红颜知己，舍命相从，坐通牢底，生死不渝——这一点纵是《红楼梦》里情魔情圣的贾二公子，也无此福分，而张学良却生受之，岂不难能可贵？我们写历史的、看小说的阅人多矣，书本上有几个真假情郎比得上他？

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

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

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

须知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夹攻之中，据说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张”的建议。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患史中，安禄山、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吗？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作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那时少帅还不过二十九岁，满腔热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谋深算炉火纯青的老官僚李鸿章看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