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轻时所刻意锻炼出的吃苦耐劳的品格，自幼养成的勤学习性，使他在艰难的条件下，在像野人一样吞食一切可食之物时，仍不辍学习。这使他得以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在环境稍稍缓和，可以思想（注意是“可以”不是“允许”）时即可做锲而不舍的苦索。因之他的灵魂仅仅是做了生存所必需的弹性扭曲，而不是像母亲那样，发生不可逆转的塑性畸变。父亲得以在受难中逐渐走向成熟，未被那庞大的机器碾造成伪君子。从本性的倔强好胜，而逐步成长为有胆气、有真知灼见的真君子，并逐渐谙熟了发表异见的艺术。40年后，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父亲有了深刻、理性的认识和剖析，他的思想闪烁出大智、大勇者的光辉。父亲是可以骄傲的，他从炼狱中走过，他从炼狱中获得令人羡美的人生。

昨天返队，如回到家里，给老头和同住者吃了节省下的馒头和饼干，都很高兴。（1960.5.18）

父亲的善良，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在噩运中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他与同伴刚刚相处半月不到，即结下了友谊。虽然自己也食不果腹，仍与人分享。父亲从别人的高兴中，无疑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这温暖释放出维持生命的热量，弥补了食物的不足。父亲的坚忍、乐观、豁达，甚至还流露出一点得意——“我已买了副裹腿，现整天都打着 （高中军训时学会打的，一天都不散）”（1960.5.18.），在顺境中也许并不重要，此时则显得性命攸关。如果将母亲换到父亲的位置，不知会怎样地苟且（延安整风时便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今天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变形的灵魂。

1936年父母相识，1939年相爱，共赴革命圣地延安。两人又同出延安，至热河、东北，一起南下，后转业至新中国的工业战线，为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而工作。两人的出身、学历、经历，甚至相貌的出色都十分相像。吵吵闹闹，分分合合22年，一直到庐山会议，终于走到了尽头。其后的40年，我得以亲眼所见，不用通过信件了解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更感动于父亲的善良，父亲的与人为善，父亲的刻苦，父亲做事的执著。这些优秀的个人品德使他历尽沧桑，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追求：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自由。作为一个丈夫、父亲，个人品德对他的妻子、儿女非常重要；作为一个领导国家的高级干部，好的个人品德则更不可或缺。我惋惜父亲的秉言直书不为人所容，而未能在更高的位置上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我庆幸母亲的官位仅至退休后的副部级待遇而不是更高，人民因此少一些可能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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