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后，母亲和父亲已屡屡发生思想分歧，庐山会议后，两人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求同存异了。因为“同”者——孩子、感情已彻底被“阶级”所替代；而“异”者——对毛泽东和党的路线的一些怀疑，其实曾经是“同”者，则万无共存的必要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个孩子的丈夫是反党分子吗？一定不是的，否则她怎么会在20年后父亲复出时动复婚的念头？但是她被毛泽东所显示出的绝对的威望、绝对的统治力震慑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阶级”作为让李锐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时她必须将自己与李锐划分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才能够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母亲在延安的信中，记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炉前工（母亲在东北糖厂的信中，记述了受不了顶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母亲信中屡屡流露出瞧不起工农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她在东北的信中记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毛泽东，除此别无选择。

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还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

“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在革命斗争中多少烈士为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何以我们现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大动干戈加以反对？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应当表现在保证有发表的自由，而不是动辄违反宪法，任意剥夺这种自由。

与母亲甘心放弃思考的自由、情愿承认自己没有怀疑领袖的权利，以求保存高级干部的地位和待遇相反，父亲的“放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应该承认，父亲在被放逐到北大荒时对时局还看得不很清，想得不很透，他在信中议论道：

老头们基本是好的 （由公社转农场，他们的生活和收入都显著下降，有点牢骚也不多谈，而且了解国家总的政策，也看远景，只是担心自己等不到）。昨天一郭老头将他手指给我看，像弯曲香蕉，从小累得无一指现能伸直。他们也从未吃过豆饼，也跑肚，无人说怪话。（1960.5.18）

以后准备每天利用晚饭后读书半小时到一小时，有计划读《共产党宣言》等几篇主要东西，另外读反右等汇集文件。报纸此间可以看到。（196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