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一方面是日本的皇国复辟主义者在参拜靖国神社，但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力量是抵制内阁成员参拜的。每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时，我们注意到，外面的队伍很混乱，有欢呼的也有喊着抵制口号的。而且我们在日本各处可以看见抵制国家主义的象征符号。日本现在有一定的力量在运作抵制国家主义者修改日本宪法。

第四，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在推动关于日本文明形成的知识教育，让公众尊重日本文明形成的事实，让他们了解日中文明的关系，承认中国对日本文明影响的体现。日中52位学者曾经联合起来用五年时间编著了《日中文化交流史》，从十个层面阐释了日本文明史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担任日方主编的是日本学术界具有权威意义的例如中西进、源了圆、大庭修、池田温、上原昭一等。目的在于阐述东亚文明和日本文明联系的真相，阐释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和中华文明的作用。

我手边有一本经常使用的《日本史广辞典》。1997年编写的，有2300多页，山川出版。它的相关条目的设立，我以为还是公正的、明朗的,有“从军慰安妇”，有“台儿庄之战”，有“南京屠杀事件”等等。

日本的文艺界人士也做了很多努力，2004年日本剧团“前进座”来中国，演出了《鉴真东渡》，用艺术的形式演绎日中文明的关系和发展环节。2004年7月，日本的大相扑力士团访问了中国。相扑是日本的国技，他们很少到国外表演，而这次是他们第一流的运动员来北京和上海各演两场，表现了一种亲善和友好。这次演出的全部奖金全部捐赠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也表明了一种亲善友好的态度。

第五，日本媒体在右翼“中国观”的蔓延中，混淆视听，煽风点火，好像唯恐天下不乱似的，应该承担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即使这样，有一些新闻仍然表现了社会良知。2005年4月国内发生“涉日游行”后不久，《朝日新闻》本部派遣“社论主编”若宫启文和“社论委员”五十川伦义两位先生来中国，听取中国人士的见解。他们单独采访我三个多小时，希望寻找日中文化人士认识的共同点，希望恢复犹如古代日中之间和平稳定的合作关系。2005年8月举行的“北京—东京论坛”上，专门设立了“媒体文化研究组”，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都派遣了东京本部的编辑长参加，与中国《人民日报》、《中国时报》等一起交换见解，寻求媒体良心。我是这个研究组的座长之一，尽管有分歧，但我仍然看到了希望的。

第六，即使在右翼盘根错节的日本的政治界，也存在着以“法律正义”参与东亚和平稳定局面的积极力量。2005年末日本法院对该年4月袭击中国驻日本使领馆的暴徒处以7年徒刑；2005年9月30日，大阪高等法院继福冈法院之后，又一次判决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违反日本宪法”。

第七，2005年6月，明仁天皇公开向媒体表示：“努力正确理解过去的历史及此后的时代，正确继承并利用发芽比喻过去事实的知识。”

2006年6月6日，明仁天皇再次向媒体表示：“日本牢记军国主义给自己国民和亚洲邻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和痛苦。……日本国民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确保历史不再重演。……希望教育专家能够促成有关教育方针，帮助年轻人尽快学会尊敬其他国家。”

2006年6月22日，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代表日本政府对日本民主党议员河村隆提出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真实性”作出回答。回答说：“根据目前公开的文献等进行综合判断，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旧日本军侵入南京之后，确曾发生屠杀、掠夺平民之事，这无可否认。”

所有的这些都表现了日本的和平主义潮流，表示了日本今天多层面立体型的社会思潮的复杂性，也显示了具有正义感的日本国民正在努力地拓展东亚的和平空间，使我们对于未来东亚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良性互动具有足够的信心。

注　释：

[1]白石隆等鼓吹的“日本亚洲地位未定论”并不是“日本的海洋文明论”者的新思维。它是19世纪末以来日本国家主义“脱亚入欧论”的一个基本追求。被远东军事法庭宣判为“二级战犯”的日本政客德富苏峰在1904年发表的《东亚的日本与宇内的日本》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论说：“我的愿望是成为宇内的日本，而不是东亚的日本。具体说来，与其成为东亚的盟主而反击欧西文明的东渐，不如成为欧西文明的先驱，开导东亚诸国。进一步说，推倒东西文明的壁垒，除掉黄白人种的割据，扩大宇内共同文明的范围。……作为欧西文明的宣传者对东亚各国，作为东亚文明的引入者对于欧西诸国，对此任务我是毫不犹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