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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他是不会死的”
讲述者：塔拉·甘地，71岁，甘地孙女。现在主持甘地博物馆。
我总是回忆起他那富有光泽的皮肤和瘦瘦的身影。我还记得，他就在地上办公，不像现在那些大企业家一样，面前堆满没用的文件。我还记得他经常谈到健康和食物，问我们都吃了些什么，消化得好不好。我父亲德瓦达斯是他最小的儿子，是个记者。上个世纪40年代，我们住在新德里一处很漂亮的房子里。但当巴布到新德里时，他从不在我们家过夜，他宁愿去那些可以进行集体祷告的地方，宁愿去贱民聚居区。不过，他还是会定期来看望我们，他坐在那儿，我就替他按摩胳膊，让他放松一下，同时听他们谈话。
巴布可以在我们家安排一些私密的会面。有一天印度总督来了，我非常激动，因为这是我头一次和一个白人握手……另外一天，就在印度分裂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穆斯林人的领袖真纳敲响了我家房门。他举止优雅，穿着最新式的西装，而我祖父却打扮得像个老农民。但是，我能看出，真纳正努力让自己不要被巴布的魅力所折服。事实上，他是在抵抗巴布的吸引力。在他生命的最后四个月中，巴布生活在新德里，他的支持者、富有的企业家比拉提供的房子里，就是我现在负责的这家博物馆。那是1947年底，由于分裂危机，引发了很多暴力事件，到处都是逃难的人，城里没什么吃的，连蔬菜都没有……巴布很不开心。在下午的祷告中，他常常会念上一段《可兰经》，这让一些印度教听众非常愤怒。但是他继续这样做。他在演讲中这样质问整个国家：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自相残杀？他请求人们停止杀戮。但毫无效果。他被刺杀那一天很冷，而且我一反常态没有参加祷告。我从新闻里知道这个消息才赶过去。那天晚上我陪着他度过。我一直哭一直哭，抑制不住。我一直以为他是不会死的。
“他告诉我什么是暴力”
讲述者：阿汉·甘地，73岁，甘地之孙。曾任《印度时报》记者。
二战过后，我和巴布一起在塞瓦格兰姆真理学院生活了18个月。当时我14岁。每天晚上，他都辅导我做作业。然后我们一边纺线，一边聊天。他希望能扑灭我身上燃烧的怒火：在南非，我经受了种族歧视的痛苦，满脑子都是报复的念头。在谈话中，巴布教我摆脱这种内心的暴力。他让我写日记，把我的怨恨如实描写出来。然后他帮我分辨各种不同形式的暴力，包括那些最微不足道，看上去最无害的暴力。
一天，他给我上了具体的一课。从学校回来后，我把一支用旧的铅笔扔到地上。到了晚上，我向巴布要一支新的铅笔。但他没有给我，而是命令我去把扔掉的那支捡回来。然后他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为了制造一支铅笔，人们必须掠夺自然资源；因此扔掉一支铅笔，就是对自然的暴力。当我们消费太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剥夺那些赤贫之人消费的权力。结论是，扔掉一支铅笔，就是对人类的暴力。现在还有哪种理念，比甘地的这一课更加现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