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26年在厦门任教三个多月，三个多月里，厦大给了鲁迅高薪的同时，还有排挤和打击。在校长林文庆的秘密授意下，与鲁迅有直接冲突的几个教授逼鲁迅搬家，鲁迅被赶到厦大的地下室居住，屋里原有两个灯泡，还非得摘下一个不行。《文史精华》刊载作者苗体君和窦春芳的文章，拨开历史迷雾，揭开鲁迅与厦门大学的是是非非，以下为原文:

关于鲁迅与厦门与厦门大学，有许多问题至今搞不清楚。笔者试着拨开层层历史迷雾，还原真相。

鲁迅为何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兴起学潮，鲁迅和一些学生一样，被列入黑名单，鲁迅在亲友和学生们的敦劝下离家避难。从1926年3月底到5月初，鲁迅住在山本医院、德国医院，但他仍然坚持到女师大、北大等校讲课十多次。在避难期间，除到校上课，鲁迅始终坚持写作，《朝花夕拾》中的一些篇目就是这时写出来的。从7月6日到8月13日，鲁迅还同友人一道翻译了荷兰童话小说《小约翰》。

过去多数书刊都讲鲁迅是受段祺瑞政府的迫害离开北京南下厦门的，说反动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杀机四伏，政治形势一天天险恶，鲁迅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事实上，在鲁迅到厦门之前，段祺瑞政府已经垮台，鲁迅在北京还是比较自由的。因此可以说，政治因素不是迫使他南下的原因。

近年还有学者提出鲁迅南下厦门，与许广平南下广州有很大的关系，换言之，爱情是让鲁迅选择厦门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鲁迅在同包办婚姻的妻子朱安实在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没有多少感情的情况下，一人独居在外，私生活方面仍十分严谨。据鲁迅的学生许钦文回忆，到1928年夏天，鲁迅和许广平一起游历杭州时，鲁迅对许钦文说:“钦文，你日里有什么事情，尽管跑开去做；可是夜里，一定要回到这里来睡，每天夜里一定都要到这里来，一直到我们回到上海去！”（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鲁迅博物馆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1316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就是同一间屋里，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鲁迅和许广平分睡在两边的两张床上。所以鲁迅正准备南下厦门时，许广平刚好女师大毕业，经一位熟人推荐，到位于广州的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于是，他们便一道乘火车前往东南沿海地区了。

实际上，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另有原因。鲁迅作为教育部的雇员，在大学兼课都是收费的，因为教育部欠薪十分严重，鲁迅曾经是索薪运动的骨干成员，索薪时还被警察打掉了一颗门牙。鲁迅在杂文《记发薪》中记述到从1926年1-7月，鲁迅只领了4次薪水190.5大洋，而历年所欠鲁迅的薪水高达9240大洋。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对鲁迅兼课这一做法比较宽容，也没有说什么，但后来发生了学生骚乱，鲁迅作为一个局外人站在学生联席会的一边，支持学生反对女师大女校长杨荫榆，把她赶出校长室。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出面干预，鲁迅和学生们又把章士钊当作孔家再世，要打倒他，章士钊免去了鲁迅教育部佥事职位。就这样鲁迅失业了。而此时，北京大学因为经费困难，开始拖欠教员工资，在厦门大学高薪的诱惑下，北大的一批在编教授纷纷南下厦门。7月28日，鲁迅也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车旅费共500大洋，抵挡不住月薪400大洋的诱惑，抱着“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他接受了厦门大学林语堂的邀请。

1926年8月26日，鲁迅乘火车离开北京。8月29日清晨，列车抵达上海，鲁迅暂寓旅社，许广平则于当晚住到了她叔父许炳璈家中。在上海，鲁迅受到了上海文化界的热烈欢迎，8月30日晚间，郑振铎在清闲别墅宴请鲁迅。席间，鲁迅会见了沈雁冰，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陈望道、夏丏尊等十多位著名人士。9月1日深夜，鲁迅登上了“新宁”号轮船，次日晨7时向厦门进发。许广平也于同日早晨8时，乘“广大”号离沪赴广州。

1926年9月4日午后，经过三天的行程，“新宁”号轮船抵达厦门，鲁迅暂住码头附近的旅馆，距厦门大学约有五公里，林语堂、孙伏园等人来接，然后从太古码头乘小舢板来到厦门大学。

鲁迅在厦门大学教书情况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筹资创办的，始建于1921年，设有文、理、教、法、商、医、工7科，共24个系，有学生约400人。当时学校教职员宿舍还未建成，鲁迅暂住靠海边的生物馆三楼国学院陈列室里。

来厦门前，鲁迅曾经考虑过多次，绝不能把教书当成终生的职业，因为当时中国政治极其腐败，社会上不合理的事情太多，鲁迅认为自己会忍受不住的，所以他把教书看成是短期的“休整”，并为以后的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他与许广平上海分手时相约:准备在厦门住两年，彼此再见面。

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课，每周4节课，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本来文科的教室，一般只有十来个必修的学生听课，场面比较冷清。但鲁迅每次上课，钟声刚响，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后到的学生只能凭窗倚墙站着听讲。不仅文科的学生来听课，法科、理科、商科的学生也来听课，厦门大学不少年轻的教员也到场听课，还有很多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场面十分壮观。因为听课的人远远超出预计的数目，讲义不够，拿不到讲义的人，上课便记笔记，下课赶紧借讲义抄。由此，众人议论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

鲁迅的课之所以特别吸引听众，是因为他态度认真，思想新鲜，史料翔实，分析透辟。鲁迅每周有两节中国文学史课程需要编写新讲义，当时的厦大这方面的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为了编好讲义，鲁迅自己设法到外地买书，向友人借书。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上提到此事时说:“看看这里的旧存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为了编写讲义，鲁迅常常废寝忘食。所以上课时，他能联系时代背景分析作家作品，引证丰富的材料，深入浅出地阐明问题。听他的课的学生个个如逢甘露，即使他上课从来没有点过名，就连生病的学生也不会缺席，学生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生怕少听一个字。

鲁迅编的这些讲义，共分10章，从文字的起源讲到汉代的司马迁，一开始鲁迅便批判了“仓颉造字”等英雄创造历史的传统说法，认为文字创造“绵历岁时”，“且由众手”；还明确指出，“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这本讲义鲁迅先在厦门大学使用，后又在中山大学使用。讲义在鲁迅生前并没有出版过，最早收入在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0卷，称《汉文学史纲要》。鲁迅本打算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还购置了许多有关的书籍，并作了长期的搜集资料的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