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的互派留学生协议，学习交换期限为两年，1935年9月到1937年9月。

经过两年学习，季羡林的交换期满，按照双方的协议，到了他该回国的时候了。

但是，就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开始了大规模侵略战争。事变之后不久，希特勒发布命令，关闭国门，凡是外国人一律不准离开德国。季羡林断了退路，有国难回。

交换期满，奖学金停发，回国无望，季羡林简直走到了绝路。

他进退维谷。

他忧心如焚。

不用说继续完成学业，就是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也是困难重重。

算是正应了“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句话吧，季羡林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一个德国朋友的耳朵里。这位朋友是在章用的引见下，到达哥廷根后不久就认识的，两年来，有过一些交往，但是关系并不是很密切。这位朋友名叫古斯塔夫·哈隆，是苏台德人，他是反对法西斯的，担任着汉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在季羡林有家归不得，正愁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哈隆教授主动与他联系，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教授的建议自然使季羡林喜出望外，他绝处逢生，立即受聘，当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

汉学研究所不在高斯—韦伯楼，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的一座大楼里。楼前有一个大绿草坪，草坪四周是许多参天的古橡树。楼房的建筑风格古穆堂皇，一进楼门，是一个极为宽敞高大的过厅，木头建成的楼梯又宽又高。一楼几乎见不到什么人，但处处都打扫得油光锃亮。

研究所设在二楼，七八间大房子，有一间是所长办公室，有一间是教室，其余的全是图书室和阅览室。图书馆有几间大房子，书架从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整整齐齐地全摆满了书，中国版和日本版的汉籍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几架少量的西文书籍。在中国版的汉籍中，颇有一些珍贵的古本，有几种明版小说，在国内图书馆，恐怕也要算善本书。这个研究所的藏书之富，让季羡林感到吃惊。

结识了哈隆教授以后，季羡林来这个研究所拜访过他。过去是这里的客人，现在受聘为汉文讲师，季羡林成了这里的主人了。

生活既然有了着落，梵文、巴利文的学习也就更要继续了，这可是季羡林下定了决心要跳过的龙门哪！于是，他继续作梵文研究室博士生，据点仍在梵文研究所。而汉学讲师的授课任务，便在汉学研究所完成。

奇怪的是，哈隆教授身为汉学研究所所长，但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说中文，却又有十分雄厚的汉学基础。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经常发表一些极其精辟的学术见解。中国的一些古典文献如《老子》、《庄子》，他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还对古代西域史地情有独钟，钻研颇深，且出版一部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学术界。

由于哈隆教授非常关心图书资料的建设，他的研究所图书馆，集中了全哥廷根大学所有的汉文藏书。再加上他本人在国际汉学界的崇高声望，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同这个研究所有来往。

在这里，季羡林结识了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这位学者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蜚声国际汉学界，在英国也是传世之作，其唐诗翻译作品，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此选集中收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可见韦利中国诗翻译之精湛。

季羡林还在这里结识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这是一位专门研究明代制漆工艺的专家，请季羡林帮助翻译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制漆工艺书。季羡林自知对制漆工艺毫无了解，翻译出来的东西，自己也觉得不甚了了。但精于此道的专家，一看却十分明白。

到1939年，哈隆受聘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当汉学教授，临行前，季羡林和田德望两人在市政府的地下餐厅为他饯行。在哥廷根大学，他郁郁不得志，学校不重视他，这次临别饯行宴会上，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他俩，说在哥廷根大学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却只有这两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