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学期(1936年春天开始)和第二学期，选修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梵文课的学生，只有季羡林这一个外国人。对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教授从来没有问是什么动机和理由。尽管只有这一个外国学生，但教授的授课仍然认真而负责。而学生虽然在学习这种语言时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下定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征服它。季羡林是一个不喜欢外露的人，他只是多次暗表决心:一定要跳过这个龙门。

到了第三学期，新来了两个德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梵文、巴利文班。其中一个是哥廷根大学历史系学生，早在二三年前，就曾师从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已经学过好几个学期了。另一个则是一位乡村牧师。梵文、巴利文在德国也是冷门，三人成众，教授为自己有三个学生相当满意。

季羡林对学过几学期梵文、巴利文的这位历史系学生，起初肃然起敬，认为他是老学生了，比自己要学得多。但是过了不久，季羡林发现，他学习极为吃力。他在中学时，据说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还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在梵文面前，他却难以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语言了，他简直是束手无策。在课堂上，教授只要一提问他，他就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学生被征从军，离开了课堂。他始终没进入学习梵文的佳境。这样一个例子，也正好说明了梵文之难绝对非同一般。

第一年的梵文课，按当时设定的正式课程名称，是为初学者开设的梵文。每周上两次，一次两小时。第一学期上课时间大约有20周，梵文上课时间是80小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完了全部梵文语法，而且还教念了几百句练习。

德国的外语教学方法，被季羡林称作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这种德国式的外语教学方法，开始于19世纪。当时，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埃瓦尔德说过这样的话:“拿学游泳来打个比方，我教外语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他们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这种教学方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尽早独立自主地“亲口尝一尝梨子”，是行之有效的。

第二学期，季羡林就开始念梵文原著。先是念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第三篇《森林篇》中的著名神话《那罗传》，接着念迦梨陀娑的《云使》。

在接触了一个学期的梵文语法之后，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下，读这么高水平的梵文原著，正像被游泳教练推下水后一样，季羡林没有被水吓倒，他学会了游泳，从这两部名著中获益匪浅。

这是他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得到的最大快乐，也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候。

季羡林结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并成为其学生，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说过:“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这个偶然机会是这样得来的:初到哥廷根大学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是确定学习科目。一开始，他想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在德国，这两种语言是在中学就开始学习的，拉丁文要学8年，希腊文要学6年，一个中国人要想学好这两种语言，至少也要费上几年。对于一个只有规定的两年学习期限的季羡林来说，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所以，一开始，他虽然选了希腊文，并自学了拉丁文，但心里并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是漫无目的地去学习。为这个问题，季羡林着实烦恼了一阵子。

在第一个学期最后，有一天，季羡林到哥廷根大学教务处，去看下学期教授开课的布告。他偶然看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要开梵文课，这就勾起了他旧有的在清华大学便萌生的学梵文的兴趣。

第一次见到教授，是在梵文第一堂课上，这是1936年的春天开学后的那个学期，也是季羡林学梵文的第一个学期。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看起来非常年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有一张孩子似的面孔。1935年，他刚在哥廷根大学得到一个正教授职称，接替已退休的西克教授的梵文讲座。

他是柏林大学毕业生，是著名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得意弟子，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专家，尤其在研究新疆出土的佛典梵文贝叶经残卷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在世界梵学界，颇有名声。他还懂汉语和藏语，这对于他的研究工作来说，简直如虎添翼。

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架子，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极高，似乎有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不知为什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季羡林没摆过教授架子。因为季羡林作为外国人，是教授接职以后收的第一个梵文学生，因此而对季羡林有感激之情？还是因为季羡林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也很好？这都是不得而知的。而对其他人，他是很严厉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 ist aber alles 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从这一点看来，瓦尔德施米特在季羡林面前不摆教授架子，实在是由于季羡林的学习太好了，简直无可挑剔。因此，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异国弟子！因此，他从来不对季羡林发脾气。他教课非常认真，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一个学期，便抠完了施滕茨勒的语法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语法，并做了大量从梵文原典选出来的练习题。这与教授严格要求学生是分不开的，季羡林回忆说: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梵文语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规律都必须认真掌握，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粗心大意，连一个字母他也决不放过。学习近代语言，语法没有那样繁复，有时候用不着死记，只要多读一些书，慢慢地也就学通了。但是梵文却绝对不行。梵文语法规律有时候近似数学，必须细心地认真对付。教授在这一方面是十分认真的。后来我自己教学生了，我完全以教授为榜样，对学生要求严格。等到我的学生当了老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丢掉这一套谨严细致的教学方法。教授的教泽真可谓无远弗届，流到中国来，还流了几代。我也总算对得起我的老师了。事实上，教授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要求同样是很严格的。他是研究梵文贝叶经的权威，蜚声国际学界。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两部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由于这样一些原因，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与季羡林关系最为密切的德国老师。当时，季羡林甚至受中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传统观念的影响，把他称作“博士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