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湘乡人之三

王錱:“湘军王老虎”

接下来讲罗泽南的弟子王錱。罗泽南很苦，王錱家里不苦，有钱。他这个人很狂，14岁时，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他就在家中墙上刷字，刷下了这么一句话:“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这句话有点像现代诗，什么叫“置身万物之表”呢?就是能站在地球以外回看地球。谁能置身万物之表呢?那是神啊。要不，就加一个字，神经，可能也行。反正，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能。站好以后，“俯视一切”，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清楚，道理自然就明白了。气呢，理直气壮，道理明白气自然就壮了。理直气壮之后呢?度量更大了，或者说能理解的东西更多了，是所谓“量自宏”。

王錱有个特点，喜欢插话。罗泽南有很多弟子，后来都成为湘军的将领，当时则都围在罗泽南边上，听他讲学。而王錱总是插嘴，而且一插嘴就滔滔不绝。本来一堂课40分钟，罗泽南刚讲了10分钟，王錱一插进来，滔滔不绝，一下就讲去了一大半的时间，都快下课了。所以罗泽南经常不得不提醒他:璞山(王錱的字)，你是不是休息一会儿，让我也开一开口?他喜欢讲话，嗓门又特别大，这样一插嘴，着实让人很难堪。

但是他做事情的才干绝对是一流，甭管是日常琐事，还是管理军队。前面说罗泽南会指挥军队，但比起王錱那就要差一截了。刚开始练军那会儿，王錱的兵源就是同乡，就是湘乡的农民，都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为了号召他们，鼓励他们，王錱自己掏钱，请他们来练。凡愿意来练的，每人每天发100文钱，这钱是王錱和李续宾两家出的。农民想，种田一天，怎么也种不出100文，那好，我来练。训练，得有训练服，既然是军队，就得有军服。王錱资金不够雄厚，没法为大家置办军服，就想了个办法，说，给你们每个人安一个号补。就是补子，补在衣服上，大家看老电影老照片上那个圆形东西，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上书一个“勇”字，那就是号补。他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农民一看，说，这东西哪能穿，太难看了，这不行，我们不穿这个。但是，本就没有统一的服装，再不把这个东西套上，那就完全不统一了。把号补安在身上，还像那么回事，每个人胸前有这么一个东西，就像足球训练一样，穿上训练背心，尽管里面的衣服不一致，外面有统一花色的背心，稍微能分得清一点。王錱本来不是穿短打，因为他是文生，但现在没办法，只好身先士卒，往长袍上套一个号补。这么一来，就感染了士兵。他们觉得，你王老爷都能套，那我也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套上。其实在当时，读书人比习武之人地位要高得多，声誉要好得多，从宋代以来，大家就都愿意做文官，没有几个人愿意考什么武举，或者当兵。王鑫把号补挂在自己胸前，这个举动有点象征意义，象征不在乎读书人的生涯，表示我要放弃以前的一些追求，或者已经得到的东西，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涯，这样就感染了很多人，因为他们觉得你是王老爷——又有钱，又是秀才，在乡下就是老爷了——都这么做了，我们自然得跟着这样做。所以，他这900人经他这样一练，越练越精，越练越好。

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很有条理，很会写书。后世著名的湘军营制，就与他写的《练勇刍言》有非常大的关系。所谓营制，就是规定一个营有多少人，分成几队，营官下面管几个人，这几个人每个人又管几个人，如何一级级地管理，以及与此相关的各项事宜。例如:守兵多少个?工兵多少个?扎营有什么规矩?作战有什么规矩?领钱等等，各种各样日常的管理、训练。他先于曾国藩写出了这本书。湘军的营制当然是曾国藩确定的，但那已经是咸丰十年的事，而王鑫《练勇刍言》里所讲的营制，和曾国藩的湘军营制有很相似的地方，曾国藩曾写信告诉他，说最近看了你写的营制方面的东西，很有启发，然后曾国藩又拿出自己拟定的营制，与他交流。胡林翼在湖北练鄂军的时候，专门印刷了几百部《练勇刍言》，发给湖北军界，让他们作为借鉴。那个时候，王錱已经死了。

王錱还有一个特点，特别会演讲。在他的全集《王壮武公遗集》里面，有一篇《团练说》，是一篇全部用白话写作的演讲稿。因为他面对的对象是各地的农民和一般民众，他告诉他们为什么要组织起来，搞一点武装，来保卫家园，为什么不要跟太平军去联络，一定要站在湘军这边。我们知道曾国藩有《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爱民歌》，那是有韵的，是诗。王錱的《团练说》，全是白话，娓娓动听，非常的精彩，比曾国藩的诗更精彩。即使在今天，如果找一个人把它朗读一遍，还是能激励听众，让听众有一种冲动，觉得这个人讲得太对了，我们就应该跟着他干。

王錱也有缺点。尽管他的能力很强，但不免爱好虚荣。当他把刚练的新军带到长沙，恰好那时候北京下了一道圣旨，让湖南这边派军队去援助湖北，因为武昌当时受到太平军的攻击，湖南巡抚对他很满意，就准备派王錱率军队过去。只是当时人数不够，就让他再回湘乡去招募一批。本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你带上钱，带上一些必要的文职人员，开个招聘会，很简单的事情。他不是这样干，而是搞了几人抬的大轿，鸣锣开道，后面还有彩牌，写着奉抚宪之令回乡募勇的字样，声势弄得很吓人。这个情况就被一个人反映到巡抚那里。传话的这个人也是湘乡人，叫吴坤修，后来也成为湘军里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人的品行，从曾国藩、胡林翼到王闿运、彭玉麟，都对这个人品行不满意。吴坤修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负面消息，报告巡抚，似乎就足以看出这个人的品行有点问题。王錱当然是虚荣了一点，可也没必要非得向巡抚告状吧?吴坤修告状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巡抚说一句，王鑫你别干了。那么，王鑫不干了，谁来填补这个位置呢?吴坤修对巡抚说，我也能招，为什么非得王錱去招呢?你看他这么招摇。甚至还说他在银钱出入上比较混乱，也就是说王鑫有经济问题。但是刚才讲了，王錱在湘乡练这支新军，是他自己垫款练的，如果现在湖南官方能够拨给他一点钱，他就算从拨款里面抵消一些垫款，也很正常，是报销而不是贪污。因此，巡抚就没有听吴坤修的话，而是继续让王錱去招勇。当时的湖南巡抚是骆秉章，他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

不是冤家不聚头

罗泽南与王錱，加上曾国藩，三个都是湘乡人。可是这三个湘乡人并不是如何团结，而是刚一碰头就决裂了。

咸丰三年(1853)正月，曾国藩开始练军，夏天还不到，他们之间就已经有矛盾了，矛盾还很大。早在去年，咸丰二年，罗泽南的弟子，也就是王錱的同学，有那么一两千人，曾经作为援军去江西助战，死了不少人。王錱很悲愤，就说要为同门复仇，要组建一支几千人的军队，要去杀敌!曾国藩听了，说，好。曾国藩这时也想组建一支大军队，已经不满足1000多人的规模，不满足就在长沙城内走走，他希望出省剿敌。于是两人就不谋而合了。但是，两人没有事先讲清楚，招募这支军队的钱从哪来，是你曾国藩弄经费，还是我王錱去弄经费；也没讲清楚这支军队由谁来指挥。当然，由曾国藩做总指挥没有问题，不过王錱肯定要做主力，他肯定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主力。但是两人一开始都没有讲得很清楚。后来，王錱从湖南巡抚骆秉章那里拿到钱，把人都招到长沙，一支3000人的军队眼看就要成形了。曾国藩也招了一批，有7000多人。这时，曾国藩突然写了一封信，说，王鑫你不能统领3000人，你只能统领500人。这等于是一百八十度转弯，弯转得太急了，王錱看了这封信根本没理他，没有回信，可能是太气愤了。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是刚才前面讲的，就吴坤修说的，王錱在湘乡募勇的时候，铺张虚荣、做事不沉稳。那个时候，吴坤修跟曾国藩的关系不错，这句话也就传到了曾国藩的耳朵里，曾国藩因此就觉得这个人太夸张了，受不了，因为曾国藩自己做事的风格不是这样的，因此，他对王錱已经有一个不太好的印象。但是这只是一个触因。更重要的原因，更本质的原因，是因为湖南省的财政只能养得起一支军队，如果王錱要自带3000人，那么从巡抚那边来的经费，差不多就用完了，曾国藩就分不到多少钱。曾国藩也缺钱，他觉得这笔经费应该由他来支配，应该归他来用。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很粗暴无礼地让王錱退让，说你不能领3000人马。从两人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到，是突然出现3000变500之说的，并不是两人不断协调的结果，而是突然出现了这个说法。可以说，是曾国藩首先发难。王錱没有理他，两人肯定是要决裂了。王錱自然不会领着500人，跟着曾国藩，做一个小将，去湖北，去南京，他肯定不会去。最后他说，那我回湘乡，我不干了。但是，有人要他继续干，谁呢?湖南巡抚骆秉章。骆秉章对他的印象，比对曾国藩的印象好得多。湖南的官绅也更愿意出钱给王錱的军队。王錱深知这一点，所以他说不干了，也就是撒撒娇。最终，由湖南巡抚奏留，王錱的军队一人不减，经费一文不少，全部留在湖南。曾国藩出洞庭，下长江，去外省；王錱则留在本省。

曾国藩觉得很郁闷。事情刚开始，就把关系弄得这么僵，很郁闷。他去找罗泽南，说，那要不你跟着我走?曾国藩知道罗和王，以及他俩手下的人，都是精锐将领，如果这些人都不跟他，他这支军队出去，战斗力也不够。初期，湘军缺钱缺人才，缺钱还能解决一点，缺人是个大难题。哪知道罗泽南说，我也不去。就这一句，没说理由，目前从他们往来书信及其他史料中也找不到为什么不去的原因。我们不妨设想，他不去，许是为这个事情伤心了，心说，你为什么这么粗暴无礼地对待王錱，对待我的徒弟?所以罗泽南也说，那我就留在衡阳。曾国藩那个时候是在衡阳练军，练完了之后再去武昌，所以三个湘乡人一碰头，就决裂了。

但是这故事还没有完，因为他们的决裂，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在于，曾国藩到长沙，初期跟长沙官场相安无事，可没多久，他就把长沙所有的官绅全得罪了。因为这个原因，他跟长沙官场决裂，离开长沙，去了衡阳。在衡阳期间，他又与罗、王决裂，他是从决裂中启程的。所以下面，就讲讲曾国藩和长沙官场、绅界乃至学界的关系是怎么恶化的。

文章摘自《湘军崛起:近世湖南人的奋斗史》 谭伯牛/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