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湘乡人之二

理学将军罗泽南

先介绍罗泽南与王錱。

罗泽南是王錱的老师，他们都是湘乡人。泽南，人称罗山先生。他喜欢讲理学，并以理学治军，这件事在后世是非常有名的。然而，说他是理学大师，在学术上不太成立。仔细读他的书，会发现他并没有多少高明的见解，他的学养并不是特别的好。左宗棠对他下过评语，说，罗山就是个老学究!他的学问，我真不佩服。我只佩服他一件事——他能带兵。平时看他糊里糊涂，迂腐可笑，一打仗，他就跟换了个人似的，“虽宿将而不能”也，厉害厉害。

泽南生平很苦，真的很苦，不是一般的苦。可以给他取个外号，叫当铺VIP。其父不事生产，一室罄然；其母体弱多病，缠绵病榻。自小，由大伯抚育泽南，可大伯家也没多少钱，常常到了吃饭时候，就得从家里找点东西去当铺换些油盐钱。大伯的一件长袍，前前后后竟然当过7次。家里能当的几乎都当掉了，所以说他是不折不扣的当铺“VIP”。然而，穷则穷矣，可罗泽南这个人，他并不以此为忧。在他11岁时，写了一副对联，挺有意思。他们家邻居一边是药店，一边是染房，他就为自己家写了一副门联，上联是“生活万家人命”，说药店；下联是“染成五色文章”，说染房。合起来一看，这就是他的志向和理想。“生活万家人命”，就是要保护平民，“染成五色文章”，是说要有自己的一番事业。这是他11岁时写的，拿这副对联比较“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要更有文采，更有趣。19岁起，十年之内，他连遭几次家变，主要的亲人都失去了，他的妈妈、哥哥、嫂子、大伯，还有他自己的三个儿子，全部死掉了，老婆也因为伤心，哭瞎了眼睛。也就是说30岁左右的罗泽南，就是这么一个人生状况。但是根据曾国藩给他写的传记，说罗泽南“不忧门庭之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家里面出的事情太多，只担心自己的学问不够，不能够脱离流俗而入圣道，到一个高明的境地。又说他“不耻生事之艰”，赚钱的本事不大，科举也不行，总是不成功，生活很艰难，但是他觉得这都没关系，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只要总是在奋斗，就觉得“于心已足”。“而耻无术以济天下”，这一句，我觉得曾国藩可能给他拔高了一点。前面那一句，“不忧门庭之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作为罗泽南个人的追求，更可信，因为他爱好学问，也非常崇尚理学，这个应该是他的理想，至于在连遭这么多丧事，然后又这么贫穷的情况下，一点都不担心“生事之艰”，不担心第二天没有钱吃饭，还只是忧自己没有办法、没有手段去救济天下。我觉得这有点不近人情，曾国藩可能夸张了一点。当然这个不重要，曾国藩跟他的关系很好，再介绍他俩之间的一个故事。

道光年间，也就是清宣宗的时候，曾国藩在北京做礼部侍郎，副部级干部。后来，咸丰元年(1851)，老皇帝死了，清文宗上台了，那么曾国藩在新朝如何立脚?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得到皇帝的赏识?这是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情。首先要提示一点，那就是曾国藩的靠山——大学士、军机领班大臣穆彰阿，已经倒了。清文宗一上台，就把穆彰阿给罢免了。当时有“穆党”一说，指以穆彰阿为首的权力集团，尽管文宗宣布不追究“穆党”成员，只是惩罚“首恶”穆彰阿，然而，曾国藩既然是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多多少少会因为这个“政治污点”而感到惶恐。靠山没有了，怎么在北京可持续地发展下去，这是一个难题。所以，曾国藩就有点畏首畏尾。以前，曾国藩向皇帝上奏，对一些事情发表看法，还是很率直的，但在这个时候，老首长垮台了，新皇帝也不了解，到底是积极做事图表现，还是谨言慎行，少说话，少做事，他拿不准，很忐忑。罗泽南就在这个时候给他写了一封信，责备曾国藩“有所畏而不敢言”，意思是说你心里害怕，你怕说了之后会出事，会耽误你自己的前程，这是你“人臣贪位之私心”，说你有贪位之私心，碰到一些应该发言的事情，比方朝政上不正确的处理，社会上一些不好的事情，人事任免上一些不正常的调动，对于这些不平的不正当的事情，应该发言，但是你不敢，就是因为你有贪位之心，害怕失去现在这个位置。但是，完全不说又不行，于是，你“不务其本而言其末”，就是不去揭露那些根本的问题，光说一些枝枝叶叶的问题。譬如，“领导我要批评你，你太辛苦了，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类似这种话。你这么做，就是后世的“苟且之学”。——这两句话是很严厉的批评，说曾国藩，第一有私心，对公家，对国家，你没有你的抱负；第二，苟且，畏首畏尾，不堪，无耻。

被罗泽南这么一说呢，曾国藩坐不下去了，于是就在咸丰元年四月，上了那道著名的奏折，叫《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指出清文宗的“三端”——三个大毛病，让他改正，不改正将来就会流弊无穷。他说清文宗只注意琐碎的事情，对国家的大政没有感觉，处理政事没有高明的手段。反而是一些小事，斤斤计较。譬如，为了避讳他的名字“奕”，竟将常用的“仪注”两个字都改了，都变成避讳字。曾国藩就说皇上你就注意这些琐碎的东西，这些跟国家大计一点关系没有的事情，你这是瞎操心，现在太平军起义了，全国都很乱，你对于派谁去灭他，怎么去保证后勤，中部、东南部如何防守，根本没有做出应有的布置，尽注意琐碎，不顾大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他就不仅仅是说事了，而是开始对清文宗进行人身攻击，说你作为皇帝，个性有问题，你喜欢文饰，喜欢那些虚头巴脑的礼节，这个人对你是不是礼貌，是不是很尊敬，你很看重，至于人家说的那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用，有利还是有害，你却不去辨别，光根据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去判断一个人。这就是“文饰”。然后，你还是个骄矜的人，刚愎自用，认为自己有才能，很聪明，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去管，丝毫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别人有意见，你表面上装作能听，第二天就给人家穿小鞋。就这样，曾国藩把皇帝给骂了一通。

当时有几种笔记，作者是不同地位的人，有跟皇帝关系很近的，也有跟曾国藩很近的，都记载、描绘了同一个场景，就说清文宗看到这奏折，往地上一扔，大怒。军机大臣祁寯藻就在边上，他是领班，即首席军机大臣，文宗就对祁寯藻说，这曾国藩把我当什么人了?把我当桀、纣，那些历史上的暴君、昏君，把我当做那种人了。很怒。他没有再说话，怒得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攻击太猛烈了，从政事一直说到他的性格，对他进行人格分析，人身攻击。这个时候怎么劝?说曾国藩讲得对吗?虽然祁寯藻确实也觉得，他讲得对，但是你不能跟皇帝这样说:曾国藩讲得对，您得接受。这不算语言艺术，对不对?但是也不能昧着良心说:曾国藩这个王八蛋说的一派胡言。祁寯藻就回了四个字，很聪明，叫“主圣臣直”。意思是说，因为皇帝圣明，所以才有这样的讲直话的臣子。这等于是一马屁把俩人都拍上去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当时，曾国藩上完这份奏折，处理意见一直没有下来，根据他给家里写的信，跟他爸爸、跟他爷爷、跟他妈妈，汇报的情况，他其实一上完折，就有点忐忑，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结局。他甚至很悲观，担心是不是官就没得做了。内心里是不是还有点怪罗泽南怂恿他?这个当然已经不可考了，但是我想，人的思虑有万端，碰到一件事情，什么东西都会想起一点，也可能会有一点怪罗泽南。哪知道因为祁寯藻这个“主圣臣直”的妙答，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由礼部调到刑部当了侍郎，因为刑部的地位、实权比礼部大一点，就是说反倒因此还升了官。回头一看，幸亏有罗泽南来怂恿他、激励他、刺激他，才有这等好事。所以事后他专门写了一封信感谢罗泽南，说幸亏你这样说我，我才把这个奏折递上去。当然他在信里也拍着胸脯说，其实我也料到了，这个奏折上去，可能会有如何如何不测，但是我已经不担心这些，我觉得就应该像你说的那样，不要有贪位的私心，也不要有苟且的念头。——这就跟他在家书里面说的，上了这个奏折后自己有些忐忑，是不同的。

罗泽南被后世人所记得的更鲜明的一个形象是下马读书、上马杀贼。白天要不就作战，要不就操练，夜里就读书讲学。作战没什么好说，读书讲学可以说两句。一到晚上，罗泽南就成了老师，教将士读书。他喜欢讲《大学》。人家曾经问他，你以前又不是从军的，仓促上马，怎么就这么会作战呢?你这个军事才能为什么这样好?罗泽南说我就只记得《大学》里面那几句话:“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领会了这几句，自然就会指挥作战了。我觉得这句话，有的地方太玄，但是第一句很重要。“知止而后能定”，这个“止”，就是目标，设定目标是件很难的事情，不管是做事，还是做人，都很难。目标太高，害了自己，世间很多死于理想主义的人，就是因为目标太高了；目标太低，则放纵了自己，你的潜能就不能发挥得很好。只有一个恰当的目标，既需要努力才能得到，而努力了就一定能得到，这种目标很难设定。特别在战场上，你说今天要行军多少里?是要偷袭摸人家的营，还是直接跟人家作战?各种各样的目标，设定不好，接下来的战略部署就会一团糟，结果就是死很多人，那是最严重的。所以要“知止”，知道你要什么，达到什么目标，而后能定。他说的这个“定”，我觉得要理解为心定了，各种计划谋略，才可以定下来，才不摇摆。至于接下来的而后能静、能安、能虑、能得，那都是操作层面。

这就是罗泽南，就是这么个形象，他将来在湖北的战绩，我们在后面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