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这个简介的第一段是有问题的。我主要指第一句，尽管其他部分也有问题。该句称钱教授为“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这是一个缺乏根据的说法，让人很觉奇怪，不知道来自哪里。其实，门人弟子这类说法，在季羡林先生的学生当中是很少有人用的，所以从不流行。可以说，他的学生，包括数十年中他亲自教过的本科生和他的研究生，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没有主动谈论自己和季先生关系的习惯。他们极为敬重自己的老师，私心亦不免因得亲炙而感觉幸运，但也仅此而已。这些学者，据我观察，即使在梵学(按照《中华读书报》“简介”的意思，该词在本文中仅指与梵文和巴利文有关的研究工作)研究中工作了几十年后，也还没有一位以季先生的衣钵传人自诩。在他们看来，如果一定要谈继承衣钵的话，那也绝不是一句空谈，而只意味着默默地工作。一天努力，能得千把或数百字已是不俗的成果。面对梵典，冥思苦想，反复推敲，不得要领，忽有所得，旋又推翻，以至踌躇半日，一无所获，并不是不会发生的事。不过，他们似乎也并不因此而心生怨尤。工作依然愉快。

然而，梵学研究毕竟是“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从无跻身显学，借以张扬的可能。浮名不说，即使是一般的名气也未可指望。例如蒋忠新先生，虽然作为《妙法莲华经》贝叶梵本释读和研究的权威而在欧美和日本同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由他发掘编定的该经贝叶复制本曾由中国政府隆重赠与尼泊尔王室，但是在国内除印度学界以外，他的名字几乎无人知晓。再如黄宝生先生，虽然曾就梵语诗学做过深入探讨，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所长，到了今天，即使在主持团队，历十余年而完成梵文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之后，知道他的人，依然有限。这当然与他们低调处事有关。低调处事也是梵学界研究者的共同特点。他们与影音媒体大多两不相涉。

中国系统培养梵文巴利文人才的单位，只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曾招收本科学生三批，即:1960年班，由季羡林、金克木任教；1984年班，由蒋忠新、郭良鋆任教；2006年班，由段晴、王邦维、高鸿、萨尔吉任教。季羡林先生本人招收的研究生，是必须修习梵文的。他招收的研究生计有:1978年的任远、段晴，1979年的王邦维、葛维钧，四人同于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后王邦维复于1987年在季先生的指导下获博士学位。那以后招收的研究生共有五人，即:钱文忠、辛岛静志(日籍)，于1991年毕业；李南，于1996年毕业；高鸿，于1998年毕业；刘波，于2000年毕业。其中，钱文忠获硕士学位，后四者获博士学位。这样看来，钱文忠教授与季羡林先生的师生关系，仅仅发生在研究生阶段，无论从时序角度，还是从学历水准看，都与“关门弟子”一说不符。所以《中华读书报》出现这样的说法甚为奇怪。更有甚者，11月6日《南方日报》“南方文化”版居然有“钱文忠18岁就跟随季羡林学习梵文，是季先生的关门弟子，也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名懂梵文的70岁以下的学者”这类以无根游谈为据，三重讹传并出的荒唐推介。对于钱文忠这样年轻的学者，用这样的方法制造光环，恐怕不一定真能起到爱护的作用；对于鼓励他努力学习，把功底打好，把事情做好，也无益处。显然，某些媒体说来还是同学界有些隔膜，不知道在这里“收名定价”，终究还得靠学术成就。

三、关于1984年梵巴文班

关于1984年北京大学梵文巴利文本科班的开设缘由，媒体间有一种普遍流传的说法，大意为:1983年左右，钱文忠所在中学的郝陵生老师偶然提起季羡林先生，并说梵文现在没什么人研究了，也没有年轻人去学了，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于是钱文忠便对梵文发生了兴趣，并与季先生通信，表示愿意学习梵文。后来，“这封信影响了季先生，因为他觉得那时候没有年轻人来学梵文，他突然发现还有愿意学的，所以又招了一个班，8个人”。(《齐鲁周刊·文化人物》第44期，2007年11月9日)该刊在其黑体字介绍中特别强调:“1984年，季羡林老先生以73岁高龄，在北大重开了停招多年的梵文巴利文专业，就是为了招收钱文忠为徒。”

这又与事实不符。

1984年以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季羡林先生一向认为印度古代语言是研究印度学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所以他在1978年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后，马上开设梵文课，并请蒋忠新先生(1960届学生)代他讲授。1979年招收的第二批研究生在入学前更须保证愿修梵文，否则不予录取。197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南亚研究所成立。在季先生的倡导和推动下，1960年入学的1965年毕业生很快便在所内外投入了梵文巴利文研究工作。他们是:南亚研究所的张保胜、蒋忠新、郭良鋆(稍晚自哲学所调入)、席必庄、赵国华，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黄宝生和该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韩霆杰、马鹏云。他们不久便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大的项目，如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等，也很快进入了酝酿试译阶段。季羡林先生的《罗摩衍那》译本八卷更是早在1980年便已开始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