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职务的任命，使张作霖拥有了对东三省合理合法的控制权。

但是，吉林的孟恩远尚未降服，老资格的孟恩远不会心甘情愿地拥护张作霖担当东三省巡阅使，这让张作霖感到如鲠在喉。

只要孟恩远还在吉林，张作霖的军令在吉林就不能畅通。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要想把东三省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把孟恩远从吉林驱逐出去。于是，张作霖又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孟恩远看到张作霖的势力逐年向三省伸展，内心充满了紧张和恐惧。特别是张作霖登上东三省巡阅使高位，统揽了三省兵马全权，他更加感受到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

惊慌之中，他使出一个昏招，用滥发纸币的办法，扩军备战，以对付张作霖。结果，搞得吉林钱法紊乱，人心惶惶。再次让张作霖把他的小辫子攥在了手心。

张作霖乘机以东三省巡阅使的名义，给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去电报，指责孟恩远在吉林财政方面处理失当，滥用军费，坐观胡匪滋扰，请求处理孟恩远。

同时,他还发动社会力量，唆使吉林的反孟势力控告孟恩远纵兵殃民，并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将孟恩远撤职查办。

孟恩远也向北京政府申辩，指出这是张作霖搞的阴谋。张作霖一边向北京政府表白:“我张某人对孟恩远毫无私怨，不过是将吉林公民的意见转达中央而已。”一边再次表示革除孟恩远的决心。

其时，张作霖在东北的势力渐强，北京政府为了笼络住张作霖，只好将孟恩远免职。但徐世昌担心，如果按张作霖的要求，任命他的亲信孙烈臣为吉林督军，会遭到吉林军民的强烈反感，抑或又会添出新乱子。

因此北京政府搞了个折衷，把奉系色彩比较淡的鲍贵卿调任吉林，而把孙烈臣安排到江省。

孟恩远接到革职命令后，十分气愤，决心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派薛松年到长春劝孟恩远不要抵抗，答应他回京后另行委任他职。张作霖也派人笼络孟恩远的得力干将高士傧，表示:愿意收其为门生。

孟恩远原已准备离开吉林赴京，但高士傧等人均不同意，鼓动孟恩远发表独立宣言，与张作霖武力对抗。孟恩远本来就对吉林督军的位置十分留恋，在高士傧的怂恿下，又动摇不定了。他错误地认为，此次免职是由于张作霖的搞鬼而非北京政府的本意，如果出兵与奉军对峙，形成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或许政府会不忍生灵涂炭，同上次一样，再次撤消免职令。

孟恩远把吉林军队全部配置于吉奉两省交界处的各个战略要地，并宣布吉林要独立。却不知，如此一来，恰恰给张作霖以武力插手创造了机会。

张作霖一方面请求北京政府下达讨伐吉林的命令，一方面调集大军，兵分四路，准备将吉林军一举歼灭。

大总统徐世昌不愿奉、吉发生战争，派人持函前往吉林，劝孟恩远早日离职。同时，他又请张勋以私人名义写信给孟恩远，劝他退职到北京，可孟恩远此时已听不进任何劝告，执意与张作霖拼个鱼死网破。

宽城子事件使张作霖不战而胜

正在吉奉两军刀枪相对僵持不下之时，“宽城子事件”的发生，使日本人无意之中帮了张作霖一个大忙。

宽城子是长春的旧名，地处现在长春市的北部。当时吉林军队的一个团驻扎在宽城子北面，禁止行人通过。 1919年7月19日，长春车站一个叫船津的日本员工，无视哨兵的阻拦，要强行通过吉林驻军的营地。双方言语不和发生殴斗，船津被揍得鼻青脸肿。挨打后的船津跑回宽城子车站日本兵营去搬救兵，大批日军马上驰赴现场并与吉林军队发生激烈枪战。混战中，日军死18人，伤17人，吉林军死15人伤14人。“宽城子事件”发生后，日方从公主岭等地调来大批军队，向中国方面施加军事压力。要求在长春的吉林驻军，全部退出十五公里以外。当时长春是吉军对抗张作霖的重要据点和战略要地，这样一来就破坏了吉军原有的军事布置，打破了吉、奉间军事的制衡态势。

北京政府得到“宽城子事件”的消息后，惊恐万状。为了不使事件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乃发布命令，严厉斥责孟恩远，并下令革除高士傧职务。吉林军队见大势已去，只好罢兵求和。7月28日，孟恩远与张作霖打电话，表示愿意下台。由于上火，他嗓子肿得连说话都困难，不得不找人代为说话。张作霖在电话里对传话人说:“我个人没有意见，一切都是北京的命令，我没有办法。请你对孟说，他不退是不行的。

1919年8月5日晨，孟恩远眼含泪水把吉林督军的大印交给了鲍贵卿。至此，由孙烈臣控制黑龙江省，鲍贵卿把持吉林省，再加上早已在手的奉天省，张作霖终于完成了统一东三省的霸业，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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