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的将来大约也是宣传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的，不是个专研究现日中国社会问题的；也是各人发挥各人的主张的，不是有一致的主义壁垒整严的。这可就我们同社的情性、品质、知识、兴趣上断出。我觉得我们同社很多个性主义和智慧主义的人。这样性情，自然也不免有很大的流弊。但是我总相信天地间没有一件好物事没有坏效果的，没有一件坏物事没有好效果的。凭我们性情的自然，切实发挥去就是了。

我不久要往英国去了。我在《新潮》杂志里多半年，跟着三十几位最敢决、最透彻、最可敬爱、最有希望的同学，办些事件，满不了同人和自己的希望，很是抱歉。我只盼我去英国以后，新潮社日日发展。我的身子虽然在外国，而我的精神留在北大里。因为我觉得我一生最有趣味的际会是在北大的几年，最可爱的是新潮社，最有希望的是北大的文化运动。我对于读者诸君所要求的，是给我们个严格的批评。我希望同社诸君的是:(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

(摘自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见《新潮》二卷一号。)

……要知道陈独秀对于革命的贡献，《新青年》便是最重要的证据。

《新青年》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看，一是自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时至一九一七年夏，这时候是他独力编著的。二是自一九一七年夏至一九二○年年初，这是他与当时主张改革中国一切的几个同志，特别是在北京大学的几个同志共办的。不过他在这个刊物中的贡献比其他人都多，且他除甚短时期以外，永是这个刊物的编辑。三是自民国十年年初算起，这个刊物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正式宣传刊物，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适之先生等便和这个刊物脱离了关系。现在从《新青年》中看陈君之贡献与变迁是很明了的。

独秀是在反袁的立场上最努力的人，文字的和实际的皆然。……

袁氏(按指袁世凯)之死，虽不曾将这三个社会(按指官僚、学究、方土)带了去，而反应之下，却给反对这三种社会的分子一个阳春。《新春年》便应运而生于民国四年之秋。那时候的志士虽也知道中国的问题并不简单，然而总看见希望在前面，希望的寄托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付给之体力智力为基础，西洋近代文明之贡献为工具，以刷洗这几千年的瑕秽之青年身上。独秀把这个意思透辟的扼要的写在他的《新青年》发刊词中，……

文学改良之论创于胡适之先生，他在这个运动中第一篇文字是《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二卷五号)。他在这篇文章中标举入手法八件，……照这个方案做下去，只有做白话之一路。他在这篇文字的末段中也露出这个意思，而未曾作绝对的主张。独秀接着在次一号中(二卷六号)发表了一篇响应的文章，叫做《文学革命论》，……

这个讲台不仅注意在新文学之寄托物，白话，且高标新文学应有之风气。而说出新文学应有之风气是和中国政治与社会之改革不可分离的，这真是一个最积极的新文学主义，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及革命史上一个不磨的文件！以后文学改革的趋势多集中在白话问题。诚然，这是初步中最基本的问题。然而，白话终不过是个寄托物。……独秀开头便看得透辟，以为文学革命之凭借，第一是用白话以代古文，第二是借欧洲新文艺之真实以代中国传统文学之虚伪。所以，当年文学改革运动不仅是个形式主义，且是一个质料问题。

独秀当年最受人攻击者，是他的伦理改革论，在南在北都受了无数的攻击、诽谤及诬蔑。我觉得独秀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正在这里。因为新的政治决不能建设在旧的伦理之上。支持封建时代社会组织之道德，决不适用于民权时代，爱宗亲过于爱国者，决不是现代的国民。而复辟与拜孔，家族主义与专制政治之相为因果，是不能否认的事实。独秀看出徒然的政治革命必是虎头蛇尾的，所以才有这样探本的主张。

独秀在《新青年》八卷以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全没有具体化。但《新青年》自第六卷起，渐注重社会问题，到第七卷的下半，便显然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了。自国民党清共以来的立场论，共产党是罪犯了。然清共以前，十三年改组以后，国民党自身对于民众运动之注意，特别在劳工运动上，不在共产党之下。则独秀当年之创此路径，只可看做前驱，不得视为反动。

凡以上三事--文学革命，伦理革命，社会主义--是民国五年至十一、十二年中最大的动荡力。没有这个动荡力，青年的趋向不改变，则国民党之改组与国民革命军运动之成事，皆不得其前提。这个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陈独秀现在缧绁之中而抹杀之！

(摘自傅斯年:《陈独秀案》1932年10月，载《独立评论》第2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