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予明说屏风是中国一个很特别的陈设，“屏风是八字，他是再折起来的，折起来好收藏。折起来，他分成两个，一个四折，两个八折，合起来是八折屏风。打开以后七尺到八尺那么高，比我们人高一点”。

当时第三批船离开南京之后，不到12个小时后，在路途中遭到解放军的炮火拦截，船身有部分损坏，人员躲在船舱里，船趁着傍晚时晦暗的光线迅速逃离。

这批船上有五六十人，押运文物的有3个机构的6个人。船上物资和淡水缺乏，所以第二天到了上海，船停下来补给。大家上岸去买水，有些人直接从上海回了南京，没再上船。

从那以后，船一直走走停停，索予明记得在舟山因为修船停了7天，在马尾又停了10多天，没有人说明是什么原因。就这样，20多天后才到了台湾。索予明感到幸运的是“路上一路波折，东西到了一点都不少，这就算不幸中之大幸”。

而不幸的是，索予明这一走，就永别了亲人。一别就是30多年。1981年他终于回到大陆探亲，家里全变了样，家族里的所有人都不在家了，有的被下放到云南，有的被派去了新疆，剩下的老年人都不认识。最终他得知母亲已经去世。他是家里的独子，他走了后母亲就孤单一人。母亲的房东告诉索予明，他母亲的身体很差，有病的时候没人照顾，“有时一口面条还没到口里，就掉到地上去”。

清点文物长达10年

船在台湾靠岸时，船上的官兵征求押运文物的专家的意见，停在高雄还是基隆。索予明他们认为从基隆到台中交通会方便些，就停到了基隆。住了一晚后，第二天跟台湾铁路局交涉好了，他们就乘火车到了台中。

到了台中之后，三批文物都到齐了，共有3000多箱，需要一个稳妥的地方堆放，在台中糖厂仓库暂存了一段时间后，又搬到了雾峰北沟村，建了仓库和宿舍，文物和它的保护者们在北沟一住就住了17年。初到台湾安顿下来，说不上出版、研究，重点就是在保管。索予明说当时就是想把这个东西保管好，“这个任务现在是达成了，到现在我一直还在保管这个”。

他和其他几位故宫的“老宫人”一样，在保管的过程中，自己也做研究，但到台湾之后，想继续做研究，都找不到参考书。文物不能随便开箱看，故宫博物院跟“中央图书馆”有几千部书，也不能拿出来参考，迁运过程和最初安顿时的重点只在保管。安顿好以后，才慢慢开始业务推展。1951年前后，有人提议应该清点文物，得到了理事会同意，于是开始清点文物。各组把箱子打开跟名单对照。由于文物数量庞大，清点工作展开以后，差不多10年才结束。大家发现文物基本上没有丢失和损坏，可以称得上奇迹。

清点过后开始办小型的展览。在北沟建起了小型的展览室、陈列室，把文物分批展览。很多人慕名去参观。

最大愿望:回到北京

在北沟生活了17年，生活虽然清苦，索予明却很怀念那种淳朴的乡情。后来在研究所时索予明教授古器物学。在他看来器物学它是连贯的，古器都是有生命的。教古器物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瓷器有非常好的手工艺，后来他个人做研究的重点就转到了瓷器。瓷器在秦汉的时候开始制造，一直到唐代、宋代，做得非常之好。现在的瓷器传到日本、韩国去，也成了他们文化一部分。

在索予明的弟子眼中，他是一个严谨治学、不求名利的人，“先生不是那种习惯于在光环下接受掌声，享誉学者专家的令誉美名，许多时候，他是身著灰色的工作服，戴着口罩手套，侧身在深冷的地下室，挥抖满身积尘，默默无声，检索、抄写，册复一册，日复一日，做着一些乏人问津的冷门事业。”

从1965年台北故宫新馆落成之后，索予明就随着文物一起到了台北。索予明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由两个单位合并起来的，一个是“故宫”，另一个就是叫“中央博物院”。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故宫的文物将来还都回到北京，“中博”的文物还回到南京，他也跟着回去。而实际上“中博”已经消失60年了，他的愿望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