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我是1979年被调往安徽省委任副秘书长的， 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头疑惑很大: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么，“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简称“ 联产计酬”。

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对此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万伯翱: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绝对不会冒这个风 险，1977年中央还在说 “农业学大寨”，老爷子一看现在还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我学不起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他对“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淡 然处之，对极左的形式主义的那一套深恶痛绝，那个会要求第一书记参加，但万里就不去，叫第三把手赵守一（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去，万里交代说你去只带着耳 朵，什么话也不要讲，回来也不要传达，回来就抗灾、救命。小岗村的事出来后，我爸爸当时跟我妈妈说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 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长达六千多字的题为《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长篇文章，署名“驻学大寨联合报道组”。文章批评说:领导态度不明确，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

张广友:接着就谩骂起来了，说什么“干部不是挂羊头 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这一看就是针对万里在安徽搞的农业改革的文章。当天晚上我给《人民日 报》总编辑李庄打了个电话，讲了一些干部群众的反映和我们的一些意见。李庄说:“这篇稿子的背景你就不要问了，我不好说呀!不过，《人民日报》是‘国际列 车’谁都可以上，你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写文章，我们也可以照登。”与此同时，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位记者告诉我:《山西日报》计划发12篇评论，对安徽不点 名的批判，已经发了一篇。并告诫我:看来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

万伯翱: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啊，有群众就拿《人民日报》找万里，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万里说要是秋后它（《人民日报》）给你粮食你按它说的办，否则你按我的办。

万里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

张广友:但最初不是邓小平让万里去安徽搞包产到户的。这是别人的误解。邓小平曾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么大事情，之前没打招呼，我不好表态。

万伯翱:邓小平一开始没表态，让你先干起来，有点后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当时明确支持的是陈云。陈云对万里说，你的做法我很赞同，我举双手赞同。

1979年初安徽召开省委工作会议，研究如何使已见成效的改革得到巩固，继续发展。就在这个会上，凤阳县委书记、严格为小岗保密的陈庭元，才第一次向省委坦白交待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秘密，把一份书面材料交给了万里。

吴象:当时我就在座，他站在那里，也不说话，看小岗 村的材料。几天后刚散会就亲自踏着残雪到小岗去看。小岗人兴高采烈把花生往万里棉军大衣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小岗 人要求让他们试上三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五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民谣有云“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不值一提的小村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符号。

坚持改革，坚持民主法制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共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万伯翱:戏剧性的变化，中央让老爷子成了农委主任，成了副总理了，当时反对他的部门和人被他取代了。他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时经历的是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跟我说过，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嘛，这就是一出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