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76年，万里再度被打倒，那时“四人帮”正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刚刚理出头绪和稍有起色的国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

万伯翱:就连奶奶也问我,“你爸爸领导铁道部，使车辆安全、正点到达，也不对吗?”我只好回答,“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他们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误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彼时，“四人帮”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指使新华社派记者到国务院一些所谓“右倾翻案风”严重的单位——铁道部、教育部、科学院等部委“蹲点”，列席 党组会议。其目的是利用记者写内参，反映这些单位领导的问题，为篡夺这些单位的领导权提供“炮弹”。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被新华社领导派到铁道部“蹲点 ”。

张广友:万里知道我的任务是给“四人帮”提供“炮弹 ”，但他开诚布公地告知我铁道部的情况，与我谈心，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了解到彼此的正直。当时新华社记者可以列席部领导小组会议。他在会上检讨了，我说你 明明是违心的检讨，我怎么写（报道）。他说不检讨不行，很多违心的事情不能不做，党的组织原则四句话，你背最后一句话:全党服从中央。你可以保留意见，但 必须听中央的。这是组织原则。

铁道部、教育部、科学院等这几个新华社记者“蹲点”的部委，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所在的部委，这些改革派，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万伯翱:“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七机部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当时老百姓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四人帮”批判邓小平时也说“四大金刚”。本来是贬义词，但到了老百姓那里，这就成了一种褒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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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里 (1916- )1936年入党，解放后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铁道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至1993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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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改革派安徽

安徽改革岁月

粉碎“四人帮”后不太久，万里被解放出来，1977年夏，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已经 可以自由行动，尚未公开露面。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 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吴象:万里一到任就以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发布一道命令:支左任务（“文革”中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组织的行动）已胜利完成，全省各地各机关三日内欢送军代表回军营，要敲锣打鼓，不得留难，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交省委，统一转送军区处理。

这一斩乱麻的快刀扭转了纠缠不休的派系纠纷，迅速恢复了正常秩序。此后，万里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

万伯翱:我父亲到了安徽后，对穷的程度还是大吃一惊，去山区看望农民，可为什么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老爷子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1977年9月，应万里的邀请，张广友被借调到安徽省委协助万里进行调研，列席省委常委会，并参与新华社安徽分社的领导工作。

张广友:他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到哪都是我们两人，把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把稿子一夺，不听他们形式主义的那一套，自己到农民家里去看。县长说你别让万里同志到处乱跑，让我们带吧。万里说即便到地主家又有什么可怕的，看看他们的生活也好啊。

三个月调查研究的结果，是起草了一个省委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经过上上下下反复征求意见、宣传、解释，逐渐为干部群众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