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是党内高级干部中第一个犯颜直谏，站出来说真话的人。随着历史的推进，人们才越来越明白，彭德怀当年所面对的绝不是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作风。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威望极高，至少在一般人看来，他自主持全党工作以来还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而彭德怀对毛所热心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了非议，这要极大的勇气。对毛泽东来说，接受意见也要有相当的雅量。梁漱溟在建国初就农村问题与毛争论时就直言，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毛对党外民主人士常有过人的雅量，这次对党内同志却没有做到。

彭与毛相处30多年，深知毛的脾气，他将个人的得失早置之脑后。果然，会上，他被定为“反党分子”，会后被撤去国防部长之职，林彪渔翁得利。庐山上的会议开完，不久就是国庆，又恰逢十年大庆，按惯例彭德怀是该上天安门的，请柬也已送来。彭说我这个样子怎么上天安门，不去了。他叫秘书把元帅服找出来叠好，把所有的军功章找出来都交上去。秘书不忍，看着那些金灿灿的军功章说:“留一个作纪念吧。”他说:“一个不留，都交上去。”当年居里夫人得了诺贝尔奖后，把金质奖章送给小女儿在地上玩，那是一种对名利的淡泊；现在彭德怀把军功章全部上交，这是一种莫名的心酸。没几天，他就搬出中南海到西郊挂甲屯当农夫去了。他在自己的院子里种了三分地，把粪尿都攒起来，使劲浇水施肥。他要揭破亩产万斤的神话。1961年11月经请示毛同意后，他回乡调查了36天，写了五个，共十多万字的调研报告,涉及生产、工作、市场等，甚至包括一份长长的农贸市场价格，如:木料一根2元5角，青菜一斤3-6分。他固执、朴实，真是一个农民。他还是当年湘潭乌石寨的那个石伢子。夫人浦安修生气地说:“你当你的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他说，“我看到了就不能不管。”生性刚烈的毛泽东希望他能认个错，好给个台阶下。但更耿介的彭德怀就是不低头。

被贬的日子里，他一次次地写信为自己辩护。写得长一点的有两次。一次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前，他正在湖南调查，听说中央要开会纠“左”，他高兴地说，赶快回京，给中央写了一封8万字的信。庐山会议已过去了三年，时间已证明他的正确，他觉得可以还一个清白了。但就在这个会上他又被点名批了一通，他绝望了。“文革”期间，这位打败过日军、美军的战神被一群红卫兵娃娃玩弄于股掌，被当作囚犯关押、游街、侮辱。作为交代材料，他在狱中写了一份《自述》，那是一份长长的辩护词，细陈自己的历史，又是8万字。是用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的那支派克笔写的，写在裁下来的《人民日报》的边条上。他给专案组一份，自己又抄了一份，这份珍贵的手稿几经周转，亲人们将它放入一个瓷罐，埋在乌石寨老屋的灶台下。直到“文革”结束才见天日。那年，我到乌石寨去寻访彭总遗踪，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黑乎乎的灶台和堂屋里彭总回乡调查时接待乡亲们的几条简陋的长板凳。

他愤怒了，1967年4月1日给主席写了最后一封信，没有下文。4月20日他给周总理写了最后一封信，这次没有提一句个人的事，却说了另一件很具体的与己无关的小事。他在西南工作时看到工业石棉矿渣被随意堆在大渡河两岸，常年冲刷流失很是可惜。这是农民急缺的一种肥料，他说，这事有利于工农联盟，我们不能搞了工业忘了农民。又说这么点小事本不该打扰总理，但我不知该向谁去说。这时虽然他的身体也在受着痛苦的折磨，但他的心已经很平静，他自知已无活下去的可能，只是放心不下百姓。这是他对中央的最后一次建议。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对彭德怀的评价只有一次比较客观。那是1965年在彭德怀闲置6年后中央决定给他一点工作，派他到西南大三线去。临行前，毛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但这个很难得的转机又立即被“文化革命”的洪水所淹没。彭德怀最终还是死于“文革”冤狱之中。“文死谏，武死战”，他这个功臣没有死于革命战争却死于“文化革命”，没有倒在枪炮下，却倒在一封谏书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