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报纸的短评一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在非党知识分子中影响尤其不好。许多人打电话或致信中共中央统战部，询问中央执行的统战政策有否有变。中央统战部给主管统战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打报告，坚持认为非党知识分子仍是我党统战工作对象，并进行相关的说明。习仲勋当即批示，肯定统战部的正确意见，并责成该报改正和澄清。但该报拒不改正，并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统一战线的依靠力量，工人阶级内部不可能有统一战线，而且还狡辩说马列主义著作和我们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讲过工人阶级内部有统一战线。这样争论进一步升级。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1983年中央统战部召开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1985年又召开了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对我党的统战政策进行解释和澄清。随后中央统战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工人阶级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批发报告，同意此观点。这样就在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争论问题。

习仲勋的三次批示，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非党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这三个批示及时地澄清了误解，消除了思想混乱，从而避免了统一战线的收缩甚至倒退，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统战理论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习仲勋不仅从理论的高度重视非党知识分子统一战线问题。在实践中，他也身体力行,广交党外朋友，坦诚相待，不少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等，都是习仲勋非常要好的朋友。习仲勋尊重党外知识分子的人格，关心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开诚布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挚友。原民革中央主席、著名政治活动家屈武先生，是习仲勋的陕西老乡，又是老朋友。有一次屈武见到习仲勋劈头一句:“贵府真是侯门深似海啊！”面有不快，语带讥讽。习仲勋一时摸不着头脑，反复追问，才弄清原来新来的门卫战士因为不认识屈武而慢待了他，习仲勋当即向屈武赔礼道歉，两人一笑了之。余心清是冯玉祥将军从前的老部下，是非常有名的党外人士，参与过开国大典的礼仪安排，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常委等。建国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曾和习仲勋共事多年。“文革”开始以后，余心清被造反派当成“牛鬼蛇神”无情揪斗，不仅身心受到摧残，人格也受到莫大的侮辱。1966年余心清终于不堪忍受而愤然在自家的后院上吊自杀。习仲勋对余心清的自杀非常惋惜，他曾经对其秘书张志功(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主任)说:“余老是一位跟着党走的高级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为人正派。‘士可杀不可辱’，他哪能受得了那种侮辱呢？我那时要是在北京，开导开导他，兴许就不会走这条路了。”其实早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本人也因为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诬陷，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审查。习仲勋对余心清命运的关切，已超脱出简单的朋友之情，更体现出对整个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怀。

此外，关心侨务，落实政策创办经济特区，是习仲勋成功运用统一战线推进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久发展道路的又一成功范例。

1978年4月6日，刚被“解放”、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仅仅一个月的习仲勋，便接受中央任命，南下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根据广东独特的人文地缘优势，建议中央给广东特殊政策，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同意在广东搞特区。习仲勋充分利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传输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在改革开放初，采取各种措施解决了广东偷渡外逃现象。

关心侨务工作，对海外统战工作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稳定了广东的形势，又促进了广东的进一步发展，更加强了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增强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感情。对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视，这对广东乃至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习仲勋以自己的方式对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做出了自己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