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习仲勋和叶剑英(左二)、聂荣臻(左三)在广州珠岛宾馆。梁伯权摄

防“左”纠偏，边区土改保护爱国民主人士

1947年3月，蒋介石军队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被迫将其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以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的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委，担负主要作战任务。此后习仲勋协同彭德怀组织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等战役，并取得胜利。同年7月，马背上的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山麓的羊圈里召开扩大会议。习仲勋根据党中央小河会议决定，离开前线，回西北局主持工作。

习仲勋回到西北局之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组织领导好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就在1947年的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公布施行。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边区干部会议。11月1日，会议在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正式召开，时称义合会议。会议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了布告。由于缺少经验，加上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制定具体土改方案时，会议没有把边区里老区(约占三分之二)和新区(约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也没有明确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更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只是片面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也由于康生、陈伯达在晋绥的土改试点中存在着严重的“左”倾，而全国土地会议中不仅未予纠正，反而又把反对右倾作为主要内容。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义合会议的与会者对于土改中“左”的倾向可能造成的恶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会议虽然也要求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只留他一个肉体，并留一份生活，但还是强调“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会议还点了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等人的名。虽然会议也强调不要乱杀人，可惜，这个精神到会代表没有带回去，而是把消灭地主宁“左”勿右这一套带了回去。义合会议暴露出来的“左”的倾向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注意。在会上，习仲勋陷入沉思，作为“左”倾政策的受害者，他曾经在肃反中差一点被活埋。因此面对会议上的一些“左”的倾向，习仲勋更多的是沉默，对一些“左”的政策持保留态度。

由于义合会议在制订土改具体方针、划分阶级政策时，没有对老区、半老区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也没有明确禁止使用肉刑、不得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等，加上会后参加土改的工作团大多临时组建，本来就不够专业又没有经过集训，工作上急功近利，在应用政策和掌握分寸方面出现偏差失误。于是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渐渐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一时气氛极度紧张。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的现象比较普遍。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受到了冲击。被称为“陕西四老”之一的安文钦是晚清秀才，是边区一个很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安文钦在边区热心公益事业，兴办学校，宣传新文化，抗战时期与八路军合作，支持抗战，曾当选为绥德县参议员、绥德警备区副参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三届参议会副参议长。安文钦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也赞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还主动向政府献出300垧(注:西北地区一垧合三亩或五亩)的土地，但土改中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这无疑严重地违反了边区的土改政策，也与党的统战政策背道而驰。习仲勋在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批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习仲勋参会。会上，习仲勋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向毛泽东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一些看法。会议期间，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病逝。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有些地方违犯政策冲击爱国民主人士的问题，即与林伯渠向毛泽东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请党外人士参加，并特别提到要请当时受到批斗的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以安抚爱国民主人士的情绪，缓和、改善与他们的紧张关系。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指出下面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要保护他们。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毛泽东也电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代他向安老先生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泽东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地回到自己的住宅。第三天，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安排安文钦致了悼词。这事不仅使安文钦深受感动，也使各阶层人士深感满意，认为共产党讲信义，重交情。习仲勋的努力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对于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威望和信誉，也有很大影响。

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中央，就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把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汇报，对土改中的有些过火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改正建议。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中，习仲勋列举了9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同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芳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在习仲勋的努力下，此后再没发生严重的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对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减少了土改的阻力，也增强了他们继续跟党合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