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失落

当我们眼前的红色渐渐流变成了令人迷乱的杂色，或者令人颓丧失望的灰色时，我们感到了困惑与失落。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并没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1974年1月《红旗》文章语），而是以其成熟的政治体制、民主和人权理念、先进的技术和管理、雄厚的资金、重新“杀”了回来，并且像一条翘着尾巴、精力旺盛、颐指气使的牧羊犬一样，管理着世界上它以为属于它的“羔羊”。在现实中，我们的梦醒了，知道了我们的落后，知道了并且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强大是因为有它先进合理的地方。我们陷入这样的精神困境:理智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儿时的经历有很多是荒谬和可笑的，但在情感上却又感到深深的不甘，还是觉得那些理想主义的实践是那么美好，是那么有意义。

躁动、急进和挫败

当然，面对扑面而来的种种诱惑，青春的我们也未能免俗，我们也曾躁动。因为虽然我们有理想主义打底，但也不可能不受到西方传来的“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价值观的影响。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中的很多人也曾陷入了对世俗成功的蝇营狗苟的追逐和争斗。极少数人“成功”了，但大多数人随即便败下阵来，因为我们最终不能适应其中肮脏、残酷、冰冷的弱肉强食的规则。此时，我们头脑中的理想主义情绪并没有死去，只是处于休眠或半休眠状态。这些情结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里，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进取”。

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集体实现”和“个性实现”这两种价值观集于一身的矛盾体。这表现在，我们既有幼年时期养成的泯灭不掉的理想主义情结，又有青年时期接受的西方自由主义理念。正因为如此，再加上青春期的冲动，我们中的一些人在80年代末曾经激进过，爆发过，但在现实面前很快就沉寂下来。我想这是我们必然要承受的挫败，因为平顺的经历所赋予我们的天真、幼稚和脆弱，使我们还无力承担社会变革的重任。

我们为什么沉默？

相较于50年代生人的大哥哥大姐姐，70年代生人的小弟弟小妹妹，以及80年代生人的小孩子，总体来说我们显得比较闷，不善于“发言”。虽然个别人曾经做过一些“零星”发言，但并没有激起60年代生人集体“发言”的热潮。为什么呢？我想有以下这些原因:

我们的经历太过平顺，既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炫耀的，又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我们没有前代人跌宕起伏的经历，自知阅历浅薄而不敢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