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

我们基本没赶上“文革”最惨烈的时期，或者对那个时期的印象很模糊，很少受到过大的刺激。等到我们有清晰记忆的时候，“文革”已经进入相对温和的时期了，特别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那时“文革”初期的暴力、血腥已经大大消退，斗争对象也多是古人或死了的人，比如孔老二、宋江、林彪。即使是“批邓”，也是一种思想批判，而非肉体消灭。

我们基本上没有赶上上山下乡，没有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吃过苦头。尽管60年代初出生的人有少数人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但他们去的一般是条件比较好的近郊农村，而且很快就回城了。

长大以后我们才知道，“文革”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是一场黑色的亦或是灰色的经历。“文革”被定性为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浩劫和灾难。我们的很多长辈兄姊控诉“文革”十年是群体癫狂、是非颠倒的年代，是使人回归兽性而无所顾忌的年代。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充斥着血腥的武斗、充满人格侮辱的揪斗、摧残和迫害以及传统文化遗产的毁灭。那个年代提醒人们:人其实是那么的可怕，人可以离野兽是那么的近！他们将永远地诅咒那个特殊的年代，永远地对它心存余悸，或者永远地对它怀有某种复杂的悔恨交织的情愫。

我们的幸运

在我们的少年时期和青春早期，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并成为最先的受益者。可以说我们是生逢其时，在开启人生的关键时期我们没有被耽误。我们还自然而然地承袭了旧体制的余温，那时教育还没有产业化，学费极低，更没有什么择校费、赞助费。比如1981年8月我收到的北京日坛中学高中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报到时交纳学杂费5元，书本费4元，讲义费1元。”我们接受了比较正规完整的教育。高中毕业以后有机会上大学、大专、中专，大中专毕业后会顺理成章地拿到一张盖有鲜红印章的派遣证，所以不发愁没工作。如果是城市户口，没考上大学的也可以由国家分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