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李鸿章虽有师生之谊，但随着李鸿章在晚清政坛的崛起、随着他与曾国藩逐渐成为同级，二人的关系就变得微妙。雷颐有专章论述“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比如李鸿章曾经反对曾国藩弹劾有恩于曾的部将李元度，读来还是比较生动的。

当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从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谈论曾国藩和李鸿章时，《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许纪霖著，中华书局，2007年7月）的作者尝试了他称之为“心态史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个案研究，曾国藩就是许纪霖开篇第一个解剖的标本。“偏偏到了中华帝国的末世，在儒家文化大江东去的前夕，却回光返照地出了一个曾国藩。”在许纪霖看来，曾国藩之所以能吸引和网罗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薛福成、容闳等晚清帝国精英，既和他事业的号召力、识才擅用有关，也得益于他的人格魅力。

但是，曾国藩促成的“同治中兴”又是短暂的，“在推进政治变革方面，曾国藩也远不及秦朝的李斯、唐朝的魏征、宋朝的王安石和明朝的张居正”，“曾国藩开洋务运动之先河功不可没，但论功行赏，洋务的最大功臣不是曾，而是他的弟子李鸿章”，“倘若纯粹以德性论，即使在曾国藩的同代人中亦不乏盖过他之佼佼者。”

1995年以47岁的年纪英年早逝的前《文艺研究》编辑吴方，在《追寻已远——晚清民国人物素描》（吴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中专门写过一篇《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他对曾国藩思想资源的复杂性有深入分析:“以‘王霸杂术’持身、用人、施政、御军，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燕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