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25日《新中国报》刊出一则消息说:“鲁迅先生在平家属拟将其藏书出售，且有携带目录向人接洽。”许广平十分震惊，马上在9月10日的《申报》上发表《许广平关于鲁迅藏书出售问题启事》，郑重指出:“鲁迅先生终生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就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法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绝不承认。”但此事对朱安而言，确实有苦衷，9月23日，她请人代笔，给内山先生写了一封信中说:“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

1945年12月19日，北平《世界日报》刊登了署名为“海生”的一篇文章，呼吁人们“为鲁迅先生的遗族和藏书尽一点力”。同月29日《世界日报》编辑部，派出记者去拜访朱安，并转达读者的慰问及转交因云先生的捐款。在31日刊出的采访报道如下———

一盏昏黄的电灯，先让我看清楚的是桌子上的饭食。有多半个小米面的窝头摆在那里，一碗白菜汤，汤里有小手指粗的白面做的短面条（有人管这叫“拨鱼”），另外是一碟虾油小黄瓜，碟子边还放著虾油醃的尖辣椒，一碟醃白菜，一碟霉豆腐。这就是鲁迅夫人当天的晚餐，没有肉也没有油，没有一个老年人足够的营养！

夫人的个头很矮，一身黑色的棉裤袄，在短棉袄上罩著蓝布褂，褂外是一件黑布面的羊皮背心。头发已经苍白，梳著一个小头，面色黄黄的；但两只眼，在说话的时候，却还带著一闪一闪的光芒。

我先说明了来意，鲁迅夫人连说了好几个“不敢当”，并叫我向一切同情关切鲁迅先生和她本人的人们道谢。以后，我就把因云先生的那封信和所附的法币四百元拿出来。夫人把信接过去，到房外找同院的一位先生给看了看，回来说可惜没有姓，同时好像也不是真名。对那四百元，却始终不肯拿，只说盛意是可感的，但钱却不能收，因为生活一向是靠上海的许先生（按即许景宋女士）给她带钱，没有上海方面的同意，另外的资助是不好接取的。据说:由于前几天朱、徐两先生的好意，夫人已经给上海写信去了。

鲁迅夫人又说，最近曾收到沈兼士先生送来的一笔款子，是国币五万元。这笔钱，本来是上海的许先生托沈先生带的，但沈先生当时并没有拿那笔钱，只说到北平一定给鲁迅夫人送一点款子去；结果，钱是送到了，然而并不是许先生托带的，而是沈先生自己跟几位老朋友凑起来送的。

……夫人说，这间屋子还保持原来的样子，一点没有动，一切都跟鲁迅先生生前布置一样。我看了看，不禁想起:就在这套间之内的北窗下，鲁迅先生的为人类的笔墨辛劳。